兩年前，勝保在河南負責與捻軍作戰，曾向湖北發去公文，抽調騎兵副都統舒保前往助戰。在公文中，他以命令的口氣要舒保火速趕赴河南，而且說如果晚到一點，就要以故意貽誤軍機的罪名治罪。
胡林翼不看公文猶可，一看非常生氣。舒保和多隆阿經歷相似，曾跟著僧格林沁在北方打過惡仗，其人老實忠厚，作戰勇猛，威名僅次於多隆阿，是當時的旗籍名將，同時論官職也是二品大員——且不說這樣的人才，我未必捨得借給你，就是借給你，哪容得如此糟踐！
胡林翼、曾國藩對待部將，素來如同兄弟手足，自然看不慣勝保的這一套。胡林翼當即給咸豐上書，指出勝保對舒保如此不尊重，就算是他把舒保派過去，也是個將帥不和的結局，到時只會貽誤兵機。與其這樣，還不如責成勝保老老實實地把心思放在研究打仗上，而不是硬從鄰省調兵。
勝保在河南作戰也是老打敗仗，咸豐對他很不爽，於是便同意了胡林翼的意見。勝保調兵失敗，由此與胡林翼、曾國藩乃至整個湘軍集團都產生了矛盾，後者對他很是鄙視，胡林翼提到勝保直接稱他是「敗保」。
對勝保借朝廷之手調鮑超北援的真實用意，曾胡看得清清楚楚。勝保沒有自己的基本部隊，純粹靠一部分投降清廷的捻軍來唬人，他為了進一步擴充實力，就想打湘軍的主意，即所謂「挾君命以謀奪楚兵」。
勝保不僅剛愎貪詐，而且「專門折磨好人，收拾良將」，再好的將領到他手裡也得飽受摧殘折磨。曾胡經過商議，決定不讓鮑超北上，當然拒絕的理由不能說得過於直白，只能這麼強調：「鮑超雖然號稱驍雄之將，但還不是一匹真正的千里馬，派他北上的話，兵勇未必樂於跟隨，憑他的能力也很難從京城周圍籌到軍餉。」
不派鮑超是一回事，要不要北援又是另外一回事。國難當頭，為臣者必須承擔起扶危定傾的責任，更何況咸豐又剛剛授以欽差大臣兼兩江總督的重任，這種時候豈能裝聾作啞，不聞不問？可是皖南的實際狀況又讓曾國藩很難棄之不顧，他向正在祁門大營的原皖南軍務督辦張芾徵求意見，張芾的態度都很明確：你如果只是統兵大員，自應立刻遵旨北上勤王，但你現在還兼任兩江總督，有守土之責，眼下皖南軍情如此緊急，你決不能貿然把部隊調出去。
正在左右為難之際，恭親王奕訢的咨文也到達了祁門。曾國藩這才知道咸豐已經不在京城，去了熱河。
皇帝在熱河雖暫無大礙，但熱河為偏辟之地，缺乏糧餉，京城有個風吹草動，熱河的皇家衛隊很可能因此嘩變或潰散。不過這終究也為北上勤王爭取到了一點時間，曾國藩由此想到了一個新的解決方案：救急不如救緩！
從皖南到北京，少說點也有五千餘里行程，湘軍以步兵為主，沒有三個月走不到京城，而據廷寄和咨文來看，英法聯軍距北京僅數十里。顯然，湘軍就算現在趕過去也是緩不救急，但如果假設京城守軍能與敵相持數月之久，則湘軍北援就具有了現實意義和價值。
計議已定，曾國藩即上疏朝廷，在婉拒調派鮑超的同時，請求咸豐在他和胡林翼中間任擇一人督師北上，這樣他們還可以多帶兵卒赴援。
曾國藩在疏中不便說出的另一層意思是，他和胡林翼都是大帥，無論身份地位還是實權均在勝保之上，督師北上後勝保找不到機會染指湘軍——包括霆軍在內，任何一支湘軍都是曾胡用心血培養出來的結晶，豈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被人侵吞？
曾國藩收到咸豐的廷寄用了十四天，他的上疏寄到熱河，熱河方面再回覆，差不多又得一個月。有人便認為曾國藩名為急君父之難，其實是敷衍朝廷，根本就不想北上勤王。這種猜測未免有些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味道，曾國藩當然知道來回需要一個月，但他本來就只能救緩而不能救急，多出來的這一個月，一方面可以進行善後布置，與江北鄂皖諸軍聯絡互動，以防被太平軍乘虛攻擊，另一方面也可以騰出手來，儘可能帶萬人而不是僅兩三千人北上赴援。
在湘軍內部，對於曾胡親自挂帥北援則有著不同聲音，曾國荃就反對曾國藩北上，認為此行於事無補，只是徒然送死而已，他勸兄長不要因聽信「書生議論」而走出險棋。曾國藩在書信中告訴曾國荃，自己這麼做，決不是因為聽了別人的什麼「書生議論」，而是出於自己的「書生迂腐之見」。因為他認為一旦國家陷入土崩瓦解的無序狀態，湘軍在南方數省亦無法堅持，再加上臣子應盡的本分和責任，所以他和胡林翼都只能抱著即便不成功也要姑且一試的心態分兵北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