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整整一天的爭吵，巴夏禮關於面呈國書的要求雖然擱淺，但他的另一個要求卻得到了滿足，載垣同意讓聯軍在通州以外的張家灣安營紮寨。
1860年9月18日，巴夏禮騎馬前去與額爾金進行商議，在經過張家灣時，他看到幾排玉米堆後面聚集著許多僧格林沁部的騎兵。
這是一個相當明顯的跡象，表明中國人在舉行談判的同時，也在為可能發生的戰事做著準備。實際上，僧格林沁的確已在通州一帶做了周密的軍事部署，他將軍營設在通州與張家灣之間的郭家墳，又在張家灣至八里橋的範圍內層層布兵，其中僅張家灣就有一千駐兵。
巴夏禮大怒，他派額爾金的私人秘書洛奇快馬加鞭，趕去向額爾金報告中國軍隊的動向，隨後自己返回通州，態度蠻橫地要求中方必須立即撤退張家灣的駐軍。
面對巴夏使的興師問罪，載垣回答說，駐兵可以撤退，但作為交換條件，英方要同意不面呈國書，也就是說，面呈國書這件事即使以後也不再存在討論的餘地。
巴夏禮一聽，氣呼呼地撂下一句：「不面呈國書，就是中國不願和好！」然後頭也不回地騎著馬走了。
咸豐之前曾交代載垣，說如果碰到英法提出「萬難允許之條」，必須一面發報，一面通知僧格林沁督兵作戰。在載垣看來，面呈國書就屬於「萬難允許之條」，巴夏禮本已同意暫且不提，可是這次去而復返，卻顯示出了一定要強加於中方的姿態，這不是說明談判已經破裂，只能一戰了嗎？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官民對英法內部的情況向來都是一筆糊塗賬，不少人還誤以為巴夏禮就是聯軍總頭目。有人對載垣說，巴夏禮「善能用兵，各夷均聽其指使」，此次來談判，已被他看清楚了中方布兵的虛實，回去後，他肯定將率領全副武裝的聯軍前來襲擊通州。
載垣一想，自古擒賊先擒王，如果先把巴夏禮抓起來，英法聯軍必然軍心慌亂，己方再乘此機會發動進攻，還能沒有勝算嗎？他趕快通知僧格林沁，請僧格林沁於途中截住巴夏禮。
巴夏禮很容易就被僧格林沁派出的部下截捕，同時被捕的還有被巴夏禮派去報信的洛奇。
洛奇在報信途中遇到了格蘭特，格蘭特已經探聽到蒙古騎兵秘密調動的情報，而且已向軍隊下達了停止前進的命令，這使洛奇報告的價值大為降低。洛奇顯然對此很不滿足，他和巴夏禮一樣，因為在與中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始終碾壓著對方，所以根本就沒有多少安全意識，報完信後竟然又單槍匹馬地回了頭，結果正好自投羅網。
巴夏禮、洛奇很快被押到僧格林沁面前。巴夏禮是第一次見到這位傳說中的蒙古王公，用他本人的形容，僧王「剛毅的面容顯示出了非同尋常的才幹和堅不可摧的意志」。
士兵要巴夏禮等人向僧格林沁磕頭。自乾隆皇帝接見英國使節起，磕頭與否一直是橫亘在中國和西方人之間的一道難題，當時的中國人對磕頭習以為常，但許多西方人都認為這是在犧牲他們的個人尊嚴，二者在觀念上的衝突幾乎不可調和。第三次大沽口戰役期間，就曾發生過因被俘的英軍士兵拒絕磕頭，被憤怒的蒙古騎兵當場砍頭的例子。
儘管早有先例，但在中國人面前驕橫慣了的巴夏禮仍然拒絕磕頭。士兵也不跟他客氣，將他的腦袋按在大理石地面上嘭嘭地連磕了好幾次。
在巴夏禮等人跪下後，僧格林沁逐一詢問他們的姓名和軍階。當巴夏禮說出自己的名字時，僧格林沁立刻怒形於色，他氣憤地對巴夏禮說：「你們贏了兩次，而我們只贏了一次（指第三次大沽口之戰）。你們兩次進犯大沽炮台，你們怎麼如此貪得無厭？現在到了教洋人學會尊重（別人）的時候了！」
巴夏禮對中國的蔑視和粗暴態度在華人中盡人皆知。僧格林沁認為巴夏禮不但行為惡劣，而且像他這種唯恐天下不亂的貨色，正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罪魁禍首之一，應該對所有已發生的爭端和不幸承擔責任。他朝巴夏禮吼道：「我知道你的名字，是你們煽動手下胡作非為。既然你現在已經被抓到了，就要受盡折磨，以償其罪！」
巴夏禮自恃有聯軍撐腰，到了這個時候仍不肯服軟，他威脅說一旦聯軍方面知道自己被捕，必將向通州發動進攻，所以後果非常嚴重。僧格林沁聽後哈哈大笑，隨即朝一名隨從點了點頭，隨從心領神會地把巴夏禮的頭重新按到了地上。
「寫信回國，讓他們停止進攻。」僧格林沁說。
巴夏禮氣急敗壞地答道：「我沒有任何辦法控制軍事行動，我絕不會欺騙親王閣下。」
正說著，一名信使疾馳而至，很明顯是發生了緊急軍情。於是僧格林沁策馬而去，後面一大批軍官緊緊相隨，巴夏禮、洛奇和其他被捕洋人則被押往京城，關進了刑部大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