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線接連失利使僧格林沁受到了更多的質疑。咸豐不能不對此有所回應，他下達諭旨：「以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辦理海防未能周妥，革去正黃旗領侍衛內大臣、鑲藍旗滿洲都統，並拔去三眼花翎，以示薄懲。」
儘管遭到處分，但僧格林沁並不以此為念，仍按原計畫繼續進行軍事部署。他真正感到懊悔的，是不該撤出大沽南岸炮台。
原來在聯軍完全佔領大沽炮台後不久，一場持續數日的狂風暴雨就席捲而來，泛濫的白河河水淹沒了炮台周圍的地方，使之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如果中國軍隊不提前撤出南岸炮台，到時聯軍的阿姆斯特朗等重型大炮都將無法動彈，他們要想發動對炮台的有效正面攻擊也幾乎不可能，南岸炮台是有望守住的。
當然誰也想不到有這場大暴雨，一名朝廷官員後來對聯軍談判代表說：「你們攻下炮台乃是天不助我。」
僧格林沁一邊埋怨自己沒有在最後時刻堅持住，一邊也怪咸豐不該給他下達棄守的諭旨，尤其是那句「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實在京師」，更是顯得很無頭腦——京師固然是根本，可海口若失，要再保京師，豈是件易事？
正好大學士瑞麟率京旗兵九千人出防，也進駐通州。僧格林沁便問瑞麟：「前在大沽，我為守護津門，乃守南炮台。不知皇上聽了何人的話，令我退守，我退一步，敵進一步，如何是好？」
瑞麟答道：「現在順親王瑞華、尚書肅順都主張撫夷，所以皇上召王爺退守。」
僧格林沁這才知道，咸豐讓他退守京師，除了要保住他以外，也同時受到了朝中主和派的影響，有退守以謀求和談的意圖。如今天津陷落，咸豐就更傾向於議和了，他一面不準僧格林沁等部「釁自我開」，一面按照英法提出的要求，改派曾參與過《天津條約》相關談判的大學士桂良為欽差大臣，赴津會同桓福向英法議和。
桂良到達天津後，作為勝利的一方，額爾金和葛羅在談判桌上向他提出了比以往更為苛刻的條件，除繼續堅持要入京換約外，又將軍費賠償增加為八百萬兩，並要求在《天津條約》中增開天津為商港。
消息傳到京城，大臣們議論紛紛，多數人以為英法既如此獅子大開口，就不應該再與他們講和。咸豐受到朝中輿論的影響，又仗著僧格林沁部實力尚存，於是決定不予讓步。1860年9月7日，他給軍機大臣和王大臣綿愉、瑞華、端華、肅順等人下達硃諭，流露出欲與英法聯軍決戰之意，並提出決戰時機「宜早不宜遲，趁秋冬之令，用我所長，制彼所短」。僧格林沁、瑞麟同時接到諭令，被授命統一調度通州一帶的軍事，「厚集兵力，以資攻剿」。
自此以後，咸豐接連給僧格林沁發去兩道諭旨，均以督促加緊布置通州防務為內容。饒是如此，他卻並沒有中止天津和談，只是讓桂良不得擅自答應對方條件。
桂良自然不敢不從命，但額爾金和葛羅也不是好打發的，他們在天津城外聚集了越來越多的軍隊，對中方談判代表施加壓力。法國統帥孟斗班甚至給法軍士兵設計了一種頭巾，說等他們在北京的街道上遊行時，就可以戴上這種頭巾以示慶祝。
桂良左右為難，尷尬萬分，無奈之下他只好耍了一個花招，改口稱自己沒有全權，無法代表朝廷定案。額爾金這幫人不是第一天跟中國官僚打交道，早已見識過類似的「太極功夫」，對此極為光火。
9月8日，額爾金在日記中寫道：「我們的補給充足，我們的軍隊正處在最佳狀態，而這些愚蠢的人仍舊故意冷落我，我不得不結束這一切。」他立即宣布中止談判，並通過格蘭特知照桂良，稱英法聯軍「明天（9月9日）將向通州進軍」。
收到這一殺氣騰騰的照會，桂良大驚失色，忙向北京進行緊急奏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