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大沽口戰役讓西方人知道了僧格林沁的大名。後來幫助太平軍作戰的英國人呤俐在著述中寫道，他在無錫與僧格林沁作戰，還繳獲了一面僧格林沁的軍旗。其實僧格林沁從沒有在南方和太平軍打過仗。專家考證，呤俐所說的戰利品應該是曾國藩部的軍旗，他這麼寫，是因為知道曾國藩的英國人很少，但知道僧格林沁的人很多，將曾國藩改成僧格林沁，可以在英國民眾面前提高作者及其作品的地位。
作為一名出色的戰將，僧格林沁並不是沒有弱點和失誤，尤其隨著聲名播於海內外，他也滋生出了盲目樂觀的驕傲輕敵情緒。第二次大沽口戰役結束後，在給咸豐的奏摺中，他寫道：「經此次獲勝，大沽防務將越來越穩固，皇上自可寬心。」
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僧格林沁籌備天津海防已達兩年之久，但海防建設仍遠遠稱不上部署嚴密。特別是北塘一線，雖已耗資白銀數十萬兩，然而僅建成南北共三座炮台。中國的炮台都是固定在一個地方，不像西洋炮可以旋轉，要做到向各個方向準確瞄準很困難，換句話說，假使英法聯軍選定北塘作為突破口，炮台將非常危險。
僧格林沁自然知道北塘是薄弱點，這時有人向他獻計，說可以把英法聯軍放到岸上，繼而再用蒙古騎兵進行衝擊。在第二次大沽口戰役中，蒙古騎兵確實曾將聯軍沖得七零八落，僧格林沁因此覺得獻計之人說得很對。正好咸豐有冀望於英法知難而退，重新舉行談判的念頭，他下旨給僧格林沁，要求將海塘留出來，作為與英法公使議和的地點。於是僧格林沁就乾脆撤去海塘防務，將北塘炮台的兵勇和火炮全部撤往海塘以北的營城，以示海塘為純粹的非軍事區。
山西道御史陳鴻翊是海塘人，對海塘地形很熟悉，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他也一直通過與家鄉親屬的書信來往，密切關注著戰事的發展變化。得知僧格林沁撤去海塘防務，轉而設防營城，他立此表示反對，並向咸豐呈上了密疏，在密疏中，陳鴻翊分析說，海塘原本的防務雖然較弱，但畢竟還能禦敵，如此一撤了之，萬一英法聯軍由北塘上岸，營城駐守之兵將非常被動，無法前去援救。在這種情況下，英法聯軍可以直接南下切斷大沽北岸炮台的後路，屆時大沽炮台將面臨前後夾擊，「甚為吃重」。
此時僧格林沁在朝中地位顯赫，連咸豐都倚之為長城，即便有不以為然者也不敢輕易進言。有人對陳鴻翊說：「你一個小小的御史，怎麼能和重權在握的王爺抗衡呢，難道你的脖子是鐵的？」陳鴻翊遂有「鐵脖子御史」的綽號。
「鐵脖子御史」陳鴻翊建議把兵勇和火炮從營城調回北塘。對他的這一意見，朝野上下最初都給予了一定重視。咸豐儘管將海塘指定為談判地點，但並不是讓僧格林沁不設防，為此他傳旨僧格林沁，指示對北塘地形仔細偵察，嚴密防範，切不可大意。
即便皇帝發話，僧格林沁依然固持己見。他奏稱，北塘地基狹窄，可供守軍施展的空間很小，將兵勇和火炮移至營城，則可與大沽呈虛實相間、互為支撐之勢。除此之外，他還曲解陳鴻翊的意見，說陳鴻翊不懂軍事，所提建議不過是只想著要保衛其家鄉而已。
咸豐自用僧格林沁擊敗太平軍北伐部隊以來，就視這位表弟為「奇才異能」之士，而且僧格林沁作為辦理海防事宜的前線總指揮，本身也有一定的獨斷權，因此在僧格林沁上折申辯後，便不再做硬性要求。
敢於對僧格林沁提出異議的人，除陳鴻翊外，還有正在僧幕中的郭嵩燾。郭嵩燾不僅是湘軍中難得的謀略之士，而且是一個走在時代前面的人。第二次大沽口戰役前，他奉咸豐之命到天津幫辦軍務，當時天津人人主戰，唯有他勸僧格林沁慎重行事。
郭嵩燾做事的原則是「循理」，他認為對西洋各國也適用這一原則。所謂「循理」，就是講道理，放到外交領域就是要遵循通行的規則。他對僧格林沁說，打不是不可以，但打之前一定不要破壞外交規則，這樣萬一仗打勝了，可以讓對方心服口報，免除後患，就算打敗了，自己也堂堂正正，不會輸理。
僧格林沁是堅決的主戰派，而且那時正想施計挫敗對方，他認為郭嵩燾不過是書生之見，根本聽不進他的意見。郭嵩燾明知僧格林沁不待見自己，但仍不厭其煩，竟然先後十七次給僧格林沁寫去建議信，一再陳明利害。僧格林沁都已經被他弄毛了，內心對郭嵩燾十分厭惡。
等到第二次大沽口戰役打響，郭嵩燾見事已至此，遂不顧前線槍炮如雨，趕到大沽效命，之前天津那些喊打喊殺，口號喊得震天響的人則一個都沒出現。僧格林沁對此非常感慨，深覺愧對郭嵩燾，謂其：「見利不趨，見難不避，天下安有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