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曾國藩一心撲在事業上，對迎來送往的一套最為厭煩，有的私信或文件凡認為不重要的，也就先擱在了一邊，這當然很容易得罪人。重新出山後，他就和胡林翼一樣，很注意改善自己在官場的人際關係，該應酬的應酬，需要交好的交好，同時凡書信必復，凡文件必辦。
水至清則無魚，豈止私事不能計較，處理公事有時也不能太一根筋啊！
這種圓融的處事態度和方法收效明顯，從復出之初直至出任江督，曾國藩與江西、湖北各方面官僚之間的關係都處理得不錯，沒有再發生過大的矛盾和衝突。
建德縣有一個名叫李元的團練把總，寫了份公文讓人送到曾國藩大營。曾國藩一看，公文袋上居然用的是「移封」，這是一種平行公文的格式，只有相同級別的部門進行交涉時才能使用。
寫公文的人該有多馬虎啊！可是曾國藩不急不惱，他先心平氣和地回覆完公文，再用公文袋將公文重新封起來，然後提起筆，在公文袋上寫了一首小令：「團練把總李，行個平等禮，云何用移封？敵體。」
李把總你好，你以同級別待遇招呼我，厲害。我就想知道，你是怎麼想起用移封這種格式的呢？還是你真的認為我倆已經可以平起平坐啦？
曾國藩原本就不是一個不苟言笑的道學先生，性格中有幽默詼諧的一面。運用「柔道」，他只通過區區一首小令，就達到了既批評對方，同時又不讓人過於難堪的目的。
種種跡象表明，咸豐皇帝至少已暫時拋下過往的所有猜忌和顧慮，要一心一意倚仗曾國藩了。從此以後，長江三千里，將沒有一艘戰船不張掛「曾」字旗，與此相應的似乎就是：各處兵將，一呼百諾，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厘金絡繹輸送，兵多餉足。
這是胡林翼為曾國藩描繪過的圖景，然而它還僅僅只是圖景，並沒有完全成為現實。現實狀況是，雖然先後派左宗棠、李元度回湘募勇，但左李兩軍短則一兩個月，長則三四個月才能投入戰鬥，同時奏調的張運蘭軍也尚在湖南。退一點說，就算這三支部隊全部到位，也僅有一萬五千人，加上鮑超等部，不過兩萬五千人。要執行三路東進計畫，這點兵力根本就不夠。
其實曾國藩在決定移師皖南，紮營祁門時，就沒有馬上東進的打算，他真正的用意，一方面是表示尊重朝廷保浙復甦的上諭，另一方面是為了防止太平軍進入江西和皖南西部地區。
皖南現有兵力約萬人，如果不守只攻，兵是不算少了，但讓曾國藩傷腦筋的是，他帳下缺乏能夠獨當一面的將才。鮑超回四川探親還沒歸隊，左宗棠、李元度、張運蘭均在湖南，李鴻章雖然已被曾國藩作為將才培養，可他既非湖南人，也沒有親自赴湘招募兵勇，而按照湘軍「兵為將有」的特點，他根本指揮不動現有的任何一支部隊。
自曾國藩移師皖南起，在將近兩三個月之內，皖南湘軍實際處於有兵無將的狀態，打個比方，就好像一堆銅錢散落於地而沒有拿繩子串起來一樣。這對部隊的戰鬥力有很大影響，曾國藩自己也說：「無好統將、好營官，雖百鍊精勇無益也。」試想一下，倘若此時太平軍借擊破江南大營之勢，全力進兵皖南，曾部是不是很危險？
曾國藩應該感到慶幸，那段時間，是上海牽制住了太平軍犀利的攻擊矛頭。
十年前，上海不過是一座既小又不重要的孤立城市，十年後它已成為五個條約港中最大最重要的港口，相比之下連廣州都黯然失色。上海的繁榮不是偶然的，在19世紀中期，長江下游是中國主要的絲綢產地，出口茶葉又多種植於江南丘陵，甚至於如果從上海取道長江銷售鴉片，也比經由其他港口便利得多。有「英國官報」之稱的上海《北華捷報》由此評論道：「上海是對外貿易的心臟，其他港口則不過是血管。」
對外貿易帶來了巨大的財源，尤其是在1854年，上海建立了中外海關管轄區，自此開始，海關每年的進出口稅銀收入都在一百幾十萬兩左右。在財政危機極為嚴重的情況下，清帝國也日益依賴於關稅，連太平軍都通過所搜集的情報了解到，清廷之所以能承受不斷增長的軍事預算，就是因為增加了兩項收入：在內地徵收厘金；在上海徵收關稅。
太平軍自然想從清廷手中奪過這項收入為己所用。洪仁玕提出經略下游的方案時，建議購買一支大艦隊，所需銀兩就是要打上海庫房的主意。與此同時，太平軍如果能夠佔領和控制上海，除輪船外，要進口其他武器、彈藥也將變得極為方便。
作為洪仁玕方案的具體執行者，李秀成要麼不攻蘇州，要攻蘇州也勢必連帶拿下上海，因為蘇州與上海相隔太近，上海的清軍對於蘇州基地是一種直接的潛在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