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營的許多弊病說到底都來自它本身的制度，比如「官皆選補，兵皆土著」，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這種弊病其實正是清初那些雄圖大略的帝王所看中的地方！
在綠營制度下，士兵並非將領所自招，國家則擁有士兵的戶籍，稱為兵籍，兵部要查詢誰，一翻兵籍，一目了然。將領也是如此，銓選調補之權均操之於兵部，皇帝和兵部可以多方防範，處處約束，使其不存在擅竊兵權的任何一點餘地。
咸豐執政之前，無論八旗綠營，兵權全部直屬中央。清初三藩當然是個例外，但也正是因為這個例外，康熙皇帝才耿耿於懷，龍床還沒坐熱乎，就迫不及待地搬出撤藩動議，並不惜傾全國之力予以討伐，最終將兵權又收了上去。
它的作用和效果是顯而易見的。比如康熙晚年，十四阿哥胤禵與胤禛爭奪皇位，及至雍正登基，他雖在西北統兵十多萬，但雍正詔令他回京，他就不敢不回京師，更不用說提兵造反了。又如雍正一朝，年羹堯平定青海，功震朝野，而且同樣手握重兵，駐軍西陲，然而當雍正要收他的兵權時，他即便明知窮途末路，亦不敢不束手就擒。
經過嚴格皇家教育的咸豐豈能不知其中奧妙，可以說，但凡他能想出一點辦法，都不會允許以「兵為將有」為主旨的湘軍存在。已經存在了，也要竭力消弱它的影響力和限制其發展，這與防範曾國藩其實是一個道理。按照咸豐的如意算盤，他是想以湘軍出力，以江南大營（也包括覆滅前的江北大營）收功，最後就像用八旗監視綠營一樣，通過綠營來控制湘軍。
孰料造化弄人，自江南大營第二次被攻破後，綠營已不復成軍，崩潰殆盡，其武裝十之八九都被太平軍擊到粉碎，也間接宣告了咸豐原有計畫的徹底破產。
至此，他就不能不專用湘軍了，而要專用湘軍，又不能不把督撫重任交給湘軍集團的首腦人物，曾或者胡，非此即彼。這個時候，即便站在咸豐旁邊的不是肅順，是祁寯藻、彭蘊章之流，他也沒有別的更好的選擇。
曾國藩奉旨署理江督時，宿松之會已經結束，胡林翼回到了英山，但大家仍由衷地為曾國藩乃至湘軍的大局感到高興，尤其胡林翼更是極為興奮。
曾國藩原先一直以侍郎的虛銜督師，到了後來，甚至有的部下的官級都比他高，他實際只是一個道義上的統帥而已。現在則不同了，兩江總督總轄江蘇、安徽和江西三省的軍民政務，這意味著曾國藩從此不再是徒有空名的大帥，而是擁有了在下游三省督吏籌餉的實權。
當然咸豐的烏紗帽不是白給的，他在諭令中同時要求曾國藩立即率部前去援救蘇州，「以保全東南大局」。
皇帝遠在京城，根據奏報得到的信息往往大大落後於實情，曾國藩在諭令上加註道：「查蘇、常業已失守，救援不及。」接到曾國藩的回覆，也知道了蘇常已經易手，但咸豐仍不死心。他在新的諭旨中指示說，如果收復安慶指日可待，湘軍自然要先攻取安慶再東援，否則就應保浙復甦，「以保衛蘇、常為第一要務」。顯然，在他看來，保浙復甦更重於攻取安慶，是戰爭全局的關鍵所在。
與之相反，曾國藩認為上游為立足的根本，攻守安慶又是爭奪上游的關鍵之戰，「目前關係淮南之全局，將來即為克複金陵之張本」。雖然攻下安慶並不容易，但如果棄安慶不圍而援蘇常，不僅將重蹈江南大營失敗的覆轍，還會打亂皖北部署，導致全局受到影響。
這實際上是湘軍集團在宿松之會上就已達成的共識。接著，曾國藩又根據所繳獲到的太平軍文件，進一步分析了不能馬上東援的理由：太平軍在東線獲勝，奪取蘇常後，即將舉行西征，爭奪上游，因此湘軍必須在五到六月這兩個月內做好準備，以迎戰東征的太平軍。
經過一番爭論，咸豐終於不得不承認曾國藩分析的有道理，批准他按原有方略行事。
儘管如此，曾國藩的內心亦不免忐忑。因為如果嚴格按照先爭上游、再清下游的戰略實施，即便樂觀估計，一兩年內也無法收復甦常，時間一長，容易給朝廷留下桀驁不馴、我行我素的印象——果然將帥自招的軍隊靠不住啊，看看，想怎麼干就怎麼干，多隨便！
左右為難之下，他只好給胡林翼寫信求教，請對方給自己拿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