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僕名叫劉斗齋，李氏父子出京前他一直在李文安的寓中為佣，此時李文安正在廬州（今合肥）辦團練，他就隨李鴻章到了舒城。眼看情況緊急，他忙暗暗地把李鴻章拉到偏僻處，對李鴻章說：「他們死就死了，無可避免。公子為什麼也要隨他們一起死呢？你縱使自己不怕死，難道就不顧念老人倚門而望，焦急企盼兒女歸來的心情嗎？」
李鴻章一聽，也有了悚然心驚之感，忙問他有什麼脫身之策。劉斗齋說：「馬已備。」他牽出已準備好的馬，讓李鴻章騎著馬連夜逃出了舒城，第二天舒城便被太平軍攻陷，呂賢基投水自盡。
李鴻章對劉斗齋感激不盡。他顯達之後，在皖鄂間擁有良田百頃，便命劉斗齋的兒子某甲負責給自己收田租，不料某甲負責了十年，居然一文錢都沒有收上來。李鴻章把人叫去詢問，某甲將賬簿呈遞上去，他翻開一看，別說收錢了，賬上入不敷出，還得再倒貼進三千兩白銀才能做到出入相抵。
這哪裡是家人，簡直是家賊啊！李鴻章大怒，一腳便將某甲踢翻在地。不過他所做的也僅此而已，並沒有再加罪於某甲，只因為對方是恩人忠僕之子。
逃出舒城後，李鴻章又隨父親在廬州辦團練，但是這條路非常不好走，簡單說來，就是鄉勇易招，餉銀難覓。李文安不得不四處募捐，有時還免不了要用上「勒捐」等不得已的法子，鄉民們為此向上告狀，說李文安「翰林變作綠林」，借辦團練之名假公濟私，都快變成強盜了。
李文安的精神壓力非常大，很快就在憂愁中告別人世。死的時候正值夏季，李文安身體肥胖，卻仍然毫無顧忌地大口喝酒，而且還露宿在外，絲毫不在意會生病，所以有人說他其實是自殺的。
與此同時，李鴻章轉投新任安徽巡撫福濟幕中。福濟是李鴻章參加會試的副考官，兩人有師生之誼，他對李鴻章也很器重，但福濟與呂賢基相仿，說到底只是一個不懂軍事的文官，朝廷命其收復廬州，他在指揮作戰時不得其法，導致官軍連連受挫。
李鴻章在戰場上待的時間長了，已經積累了一些軍事知識和經驗，見福濟一籌莫展，他遂以幕僚的身份主動獻計，建議不要再直接進攻廬州，而是應先攻含山、巢縣，以切斷太平軍的援兵及糧餉之路。
經過福濟的批准，李鴻章自率所練兵勇出戰，在一連奪佔了含山、巢縣兩城後，進逼廬州。石達開急忙派兵馳援廬州，但因為湖北戰事所迫，這部分援兵不得不回師援鄂，福濟、李鴻章正好趁這個機會將廬州一舉拿下。
此次勝利讓李鴻章初步博得了善於用兵和打仗的名聲，福濟立即奏請朝廷，授其福建延津邵道道員銜，並賞頂戴花翎。雖然冒了一下尖，但李鴻章畢竟還沒達到能真正獨當其任的水平，加上官軍內部互相猜忌，他之後就再沒打過勝仗，福濟部也屢遭失敗。
看到太平軍聲勢浩大，各路官軍紛紛退避，李鴻章頗覺喪氣，他年少氣盛，依然想靠主動出擊來扳回局面，於是就向前敵總指揮、總兵鄭魁士請戰。鄭魁士說：「叛軍（太平軍）的實力這麼強，你既欲戰，願意立下確保必勝的軍令狀嗎？」
李鴻章聽後當場立下軍令狀，隨後帶兵出擊，向太平軍發起反攻，結果大敗而歸。至此，官軍一蹶不振，福濟亦被朝廷下令免職。
太平軍在皖北的攻勢並沒有中止，他們漫山遍野殺來，合肥附近的村寨皆被其佔領，連李鴻章的祖宅都被陳玉成部焚毀一空。李鴻章所練兵勇在作戰中全部潰散，無可奈何之下，他只好帶著母親及幾個弟弟逃往江蘇鎮江避難。
李鴻章自隨呂賢基回籍辦團練起，歷時五年，可謂是碰得鼻青臉腫。他備感潦倒失意，自稱「書劍飄零舊劍徒」「青衫淪落十年人」，以往的「三千里外覓封侯」也變成了「昨夢封侯今已非」。
即便如此，李鴻章也沒有停止揚名立萬的理想追求，換句話來說，假如沒有這種追求，李鴻章就不是李鴻章了。李鴻章的哥哥李瀚章也是曾國藩的門生，曾國藩組建湘軍之初，即奉調李瀚章負責糧台事務，對他甚為器重。曾國藩移師皖北後，李瀚章便推薦弟弟前去拜見曾國藩，以便能為其所用。
見到故人之子，自己曾經的學生和門生，曾國藩也非常高興，當即便留他住了下來。可是令李鴻章感到不解的是，這一住就是將近一個月，曾國藩卻始終沒有明確表示出接納他的意思，這是怎麼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