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交？駱秉章心裡咯噔一下，馬上想到是為小舅子求職的事激怒了左宗棠，忙一個勁兒地道歉：「我剛剛所說的那些，你就當我放了個屁好了，千萬不要因一時誤會就萌生去意。我可以向你保證，今後駱某再不會幹涉你的事務。」說完，他讓隨從把行李放下，重新親自給左宗棠上酒。
見駱秉章如此懇切真誠，左宗棠這才肯坐下來，對駱秉章解釋，說我其實早就注意到了你那小舅子，而且確如你所言，他有些小才，為人也謹慎。可是駱大人你要想一想，這是什麼時候，兵荒馬亂啊，現在我們要維繫人心，就要整頓吏治，要整頓吏治，就不得徇私。
左宗棠侃侃而談：「如果我給你小舅子派個差使，人家不會說這人怎樣怎樣勝任，只會說他是走了你的後門。這個風聲一傳出去，眾人都會爭著來開後門，幹吏能人也會因此灰心喪氣，那麼我們還有什麼事可以做得成呢？」
駱秉章心悅誠服，回去後就勸小舅子如果實在等不及，就到別的省排隊，反正在湖南是不行了——左師爺說得沒錯，我得避嫌啊！
駱秉章的雅量和謙讓，在左宗棠身上得到了巨大回報。左宗棠入幕六年，協助駱秉章把各項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湖南的財政收入原來在全國只能居於中下水平，但從此除自足外還有了富餘。這在當時實屬不易，贏得朝野一致讚譽，有人甚至認為就算諸葛亮治蜀，也不過如此。
當時很多內陸省份都只求自保，甚至以鄰為壑，唯左宗棠說欲保湘必須兼顧五省（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主張力所能及地對五省進行支援，即所謂「內清四境，外援五省」。
這種迥異於一般大吏的保障政策，成為湘軍得以成功的重要條件。可以說，如果湖南沒有左宗棠在協調，無論是曾國藩治軍還是胡林翼撫鄂，能否持續不斷地得到湖南支援，都將成為一個大問題。曾國藩也深有感觸地說：「湖南吾根本，不可無左公。」兩人因陶家被「勒捐」而生出來的罅隙也因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彌合。
湖南的穩定局面維持了很長時間，直到石達開的突然出現。1859年2月，石達開率三十萬大軍自江西開入湖南，由於軍隊人數太多，僅過境就走了六天六夜。消息傳到長沙，整個湖南官場為之驚駭不已。
在湘軍主力隨曾國藩出征後，湖南其餘部隊也相繼出省作戰或增援。與李續賓在安徽的情形相仿，這些部隊每打下一個地方，就需全部或部分留下協助防守，否則就跟沒打一個樣。至石達開入湘，湖南在駐軍上已經跟個空心蘿蔔相仿，面對大兵壓境，至多只能唱唱空城計了。
駱秉章急忙向鄰省求援，可是他事先也沒打招呼，打仗的省是自顧尚且不暇，不打仗的省是根本就沒有這麼多常備部隊，能夠馳援湖南的寥寥無幾。
前方危如累卵，後方援兵不繼，駱秉章憂心如焚，左宗棠見狀急忙上前安慰，說你別看太平軍勢大，「借勇五千，書生何懼長毛十萬」。他的意思是要駱秉章坐鎮長沙，由他親率五千兵勇，到前線去跟石達開單挑。
駱秉章哪裡肯放左宗棠走：「你哪也不要去，就地指揮全局，湖南軍事指揮權可由你一手掌握！」
緊急時刻，還得看師爺的。左宗棠對地理學和軍事學有著很深的造詣，自入幕後，又常年參與軍機，運籌帷幄和指揮打仗對於他來說已成家常便飯，只是如此險境，他也還是第一次遇到。
石達開不是司馬懿，跟他玩空城計是行不通的，手中必須掌握部隊，左宗棠決定開發一項湖南的獨特資源：退伍兵。
湘軍各營，大多由所屬營官從家鄉招募，所招募的一營人馬也基本全是老鄉，其優點是作戰時能患難與共，不離不棄，缺點是營官一旦易人，外來將領很難統帶原班人馬。與此同時，曾國藩又吸取了江忠源「新寧勇」及胡林翼黔勇失敗的教訓，認為不管多好的兵，日子一長，也有失去朝氣和淪為兵油子的可能，因此要常換常新。
如此，就造成了湘軍一個與眾不同的特點及慣例，即只要戰事一緩和，曾國藩便會將軍紀不良或戰鬥力下降的部隊予以遣散，然後再派將領還鄉進行重新招募和組建。
經過屢次遣散，湖南境內積累了很多退伍兵。不管他們身上有多少問題，但至少有一樣是左宗棠急需的，那就是具備作戰技能和經驗，拿過來便能用。
左宗棠招納退伍兵和新兵，組建了一支四萬人的新湘軍，其中以退伍兵為基礎的近一萬兵勇是其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