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初，英國公使額爾金離任。當額爾金以英雄形象回國路過上海時，受到了居滬英商的齊聲歡呼。這些英商還集體向額爾金送交了一份請願書，上面除為英國發動戰爭喝彩外，一如既往地秉持了對中國的蔑視。
出乎英商們的意料，額爾金搖了搖頭，說：「我們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總有一天會發現，自己面對的並非想像當中野蠻愚昧的國家。這裡有非常古老的文明，它有許多方面確實是衰敗和有缺陷的，但在其他方面足以贏得我們的讚許和尊重。」
額爾金的意思不是說他不主張動武，照他的話說，如果不用「手槍正對準喉嚨」，中國政府怎麼肯答應簽訂《天津條約》呢？這位伯爵之所以顯得比狹隘的商人們更有見地，只是與他所見所聞有關，在葉名琛和戰死於大沽口炮台的中國炮手們身上，額爾金確實看到了很多值得他敬畏的東西。
新一任英國公使是額爾金的弟弟卜魯斯。卜魯斯也參加了天津談判，繼任乃兄之職算是英國政府給予的獎賞。卜魯斯一上任，就向中方提出要進京換約，即用剛剛簽訂好的《天津條約》置換舊約。
咸豐已經窩囊到要死，當然不願再看到洋鬼子趾高氣揚地跑到京城來，所以他起初怎麼也不肯答應，說大家就在上海換好了，何必捨近求遠，跑到京城來呢？
按照咸豐的旨意，大學士桂良提前來到上海，以等待英使的到來。誰知卜魯斯到上海後不僅拒絕與桂良見面，而且還責備桂良為什麼不早日回京，做好預備接待的事宜。
接到桂良的奏摺，咸豐被逼無奈，只好同意進京換約，但是要求在隨行人數、儀仗上有所限制，以保存東方帝國最起碼的臉面。
傳話過去，洋人才不理這一套。卜魯斯已經接到了外相的訓令，外相指示他：「外國使節入北京，清政府常懷厭惡之心，經常假借各種理由拖延時間。你此行如果遇到這種情況，必須果斷處置，帶上衛隊，不得已也可乘軍艦赴天津。」
卜魯斯性情急躁，外相說是不得已才能動用軍艦，他就當正常情況用，馬上命令海軍司令何伯少將率艦隊隨其前往天津。根據英法協議，法國公使布爾布隆也乘著軍艦，帶著衛隊趕了過來。
這個場面，咸豐不是沒有預料。實際上，他肯答應談判並簽訂《天津條約》，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緩兵之計，為的就是能有充足時間進行重新布防。在此之前，他早就做好準備，拿出了他一直不肯動用的最大王牌：皇家將星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在「泣血折」中，既有讓咸豐坐立不安的指責，也有令人動心動容的承諾。他寫道：「臣請率部禦敵。兵不足，臣請以傾國之兵報效，糧不足，臣請以傾國之糧報效皇上。至於勝敗軍家常事，勝不足以喜，敗不足以懼，人心非不可以興奮，天命非不可以挽回！」
僧格林沁不僅沒有因此受罰，咸豐反而對他更加信任和倚重。天津談判結束後，英法聯軍前腳剛剛離津南下，咸豐後腳就將僧格林沁召到京城，當面談了自己在防守天津及大沽口方面的一些設想。
主戰派有了機會，僧格林沁終於可以在適當的時候放手一搏了，他隨即以欽差大臣的身份直奔天津。
視察天津沿海防線是此行的重點。不出僧格林沁的意料，大沽口炮台早已成為廢墟一片，除在戰爭中被炸掉的以外，剩餘炮台都已被英法聯軍拆毀，原有駐軍也死的死，逃的逃，潰散一空。
僧格林沁決定再去看一下北塘，那裡是除大沽口外的另一防守重點，由於沒有直接遭到攻擊，駐守部隊仍基本維持著原狀。
北塘總兵前來報到，僧格林沁問他手下有多少兵，得到的回答是，除調出去的外，尚有三百多人。僧格林沁長年治軍，非常注重細節，他沒有就此打住，而是傳令集合部隊，他要親自點驗。
從早上七點到下午七點，僧格林沁坐在帳中一動也不動，就等著官兵集合，一天下來，總共才來了四五十人。他勃然大怒：「軍紀如此廢弛，還能打好仗嗎？指揮官究竟是幹什麼吃的？」
瀆職的北塘總兵立即被予以撤職，並交吏部追加處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