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英在外交方面其實吃的也是夾生飯，但由於參加過《南京條約》等一系列條約的簽訂，所以才有人以為他是行家，也因此耆英在道光晚年頗受重用。
咸豐執政初期，對琦善、伊裡布、耆英等所謂的主和派頗有看法，一次召對時便有意在耆英的話中挑刺，傳旨訓了他一通。耆英一向自我感覺良好，又是先帝老臣，覺得下不來台，便屢屢稱病，連朝也不上了。
不久，咸豐終於抓住了耆英的把柄，那就是他與英國人立下的「兩年之約」。當時廣東方面與朝廷都已被「兩年之約」弄得難以收場，咸豐遂寫下手詔，說：「耆英在廣東壓制民眾，奉承英夷，隨隨便便就答應他們入城，幾乎造成不測之變。」
他將耆英與穆彰阿並列，說兩人都犯下了貽害國家之罪，區別僅在於穆彰阿隱藏得比較深，表面很難看出來，耆英的罪行卻是顯而易見。
耆英被革去文淵閣大學士，降為部屬，不久又補為工部員外郎。就這，還是念及他當年立「兩年之約」畢竟也是為形勢所迫，所以予以從寬處理的結果。
耆英的兒子慶錫在綠營當總兵，太平軍實行北伐後，慶錫便奏請父子同赴軍前。咸豐正在用人之際，就答應了慶錫的請求，命耆英隨惠親王綿愉效力。
耆英父子本來以為可藉此鹹魚翻生，不料慶錫自己不爭氣，犯了向下屬借貸之罪——不了解內情的人可能會以為只是借錢而已，怎麼會是犯罪呢？其實這是一種變相的腐敗行為，屬於明借暗賄，為清代律法所嚴禁。
兒子東窗事發，遭到大臣的彈劾，耆英自然急著利用老關係為其脫罪。咸豐發現後，乾脆將其一抹到底，予以革職圈禁。
咸豐對耆英如此不留情面，是因為他想改變父親晚年的主撫政策，無奈形勢比人強，到頭來又不得不重走老路了。綿愉等人保薦耆英，也正是看出了咸豐的這點小心思。
咸豐馬上接受了綿愉等人的建議，下詔賞耆英侍郎銜，以方便他赴津談判，同時在密室里召見耆英，詢問其想法。
耆英很清楚，他能否再次獲得新君的信任和重用，就看這次機會能不能抓住了，因此在被召見時擺出了一副誠惶誠恐且赴湯蹈火、在所不惜的樣子，說：「當此時勢，唯有獨任其難！」
確認耆英有此決心後，咸豐給予密旨，讓耆英赴津後自行謀劃，而不必附和桂良。他的如意算盤是通過耆英繼續扮演鴿派，桂良、花沙納扮演鷹派，鷹派先在談判中拒絕英方的某些不合理要求，再由耆英從中轉圜，這樣就可以起到有進有退、有張有弛的效果了。
咸豐有咸豐的心機，耆英卻也有耆英的套路。他從前搞外交的辦法，就是對洋人提出的條件隨便答應，同時給皇帝打馬虎眼，能瞞則瞞，能敷衍則敷衍，等到出了問題，便扔給後任一跑了之。這次他又想故技重施，但始料不及的是，英國人首先不買賬了。
英法聯軍攻陷廣州後，從兩廣總督衙門的庫房中搶奪了一批檔案，其中有耆英的奏章。經翻譯，英國人發現耆英原來弄虛作假，對於他們先前提的一些條件，明明答應了，卻並未向朝廷報告。
當時中國並沒有專門的外交機關，西洋各國的一切交涉均由兩廣總督辦理，英方認為耆英必然會將所有交涉情況一五一十地彙報給中央，哪裡能想到他居然敢這麼干。額爾金由此對耆英十分厭惡，得知他又要來天津談判，根本就不想搭理他。
桂良得知後害怕談判破裂，便請求召回耆英，但直到這個時候為止，咸豐仍寄望於他的進退策略能發揮作用，因此不同意召回耆英，同時嚴令途中的耆英必須儘快赴津。
此時耆英也已了解英方對他的態度，怕去天津後英國人找他算賬，竟然不顧朝廷嚴令，掉轉身徑直逃往京城。
綿愉既是耆英復出的主要保薦人，又是耆英擅自回京的最早知情者，聞訊大驚。為了避免牽連到自己，在與其他宗室大臣商議後，他趕緊請求咸豐下達命令給僧格林沁，要求將耆英立即正法于軍前。
咸豐急盼耆英到津，沒想到送來的卻是這個消息，不禁大失所望，同時十分惱怒。
耆英被罷官圈禁時，咸豐曾給他下了一個無才無能的評語。耆英當時不服氣，回家後手書一聯並懸掛於客廳正中：「先皇獎勵有為有守，今上申斥無才無能。」
圈禁相當於軟禁，時刻有人監視著，咸豐知道後對耆英更加厭惡，只是蓄而未發罷了。
給機會你不要，偏要自己找死，那就怪不得我了！咸豐不假思索地寫下一條上諭：「耆英畏葸無能，大局未定，不候特旨，撤自回京，不但辜負朕恩，又有什麼臉面對天下人？」
按照咸豐的命令，僧格林沁派員將耆英鎖拿進京，由綿愉等王公大臣會同宗人府、刑部嚴訊。不久，咸豐即傳旨宗人府，賜令耆英自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