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4月，也就是包令丟掉駐華公使的那段時間，英艦襲擊了海上的中國戰船，並從戰船上搶走了一些至關重要的軍事文件。
正是通過這些文件，包令突然發現，原來此時的葉名琛已經山窮水盡，在財政和兵力上都已無法維持正常作戰的需要。
首先當然是財政方面的空前危機。曠日持久的貿易戰，以及商棧和貨物被燒毀，令廣州的富商們都變成了癟三，無論「派捐」還是收稅，皆無從著手，葉名琛不但沒有錢負擔外省，而且連維持本省都很困難。
財氣的不濟，嚴重影響到了人氣。曾經對守城起過重要作用的聯街團練，也因無人捐款維持，實際已經停止。其他諸如練勇、募勇，亦形同虛設，「十萬長城」竟已是「流水落花春去也」。
再看防守上的硬體設施。西摩在佔領廣州炮台時，對炮台進行了破壞，葉名琛收復後本應加以修復，並添置新的重炮，但從文件上看，這些都沒有做，顯然也只能歸結到兩個字：沒錢。
現在的葉名琛，情況比第二次鴉片戰爭打響之前還要差上很多倍，不僅嚴重缺血，還缺乏補血能力。當時全國的聚焦點都集中在沿長江的各大戰場，其他省既無能力也無可能對廣東實施援助，只能聽任它自生自滅。
包令看過文件後心花怒放。葉名琛原來如此脆弱，瞧這情形，只要英軍增援部隊一到達，廣州連一天都守不住。
不過在吃夠葉名琛抄襲香港後路的虧後，包令已不敢輕易動用駐港兵力去打廣州，但在援兵到達之前，不做點什麼，他又不甘心。
葉名琛會打超限戰，我也會啊。包令沒法煽動中國人去暗殺中國人，他就花錢印了兩千多本宣傳小冊子，極力抹黑對手，並把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責任全部推給了葉名琛。
由於葉名琛也針鋒相對，組織了反宣傳戰，包令的宣傳戰在當時收效並不大，但在廣州陷落後，這些莫須有的罪名卻對葉名琛的個人聲譽造成了很大打擊。
1857年7月，額爾金抵達香港，屁股後面還跟著一千五百名英軍以及各式艦艇。
額爾金是個自大狂，看不起他所遇到的幾乎每一個人，他不但不信任包令，連海軍少將西摩在他眼裡也是一個「十足的流口水的獃子」。
倒是對葉名琛這個未來的對手，額爾金不敢忽視。在從倫敦出發前，他就翻看了中英前期的交戰記錄，對廣州的防守能力暗暗吃驚，不得不承認「自爭端開始以來，由於低估了敵人的抵抗能力，我們犯了許多嚴重錯誤」。
因為這些「嚴重錯誤」，包令從天堂掉進了地獄，西摩也成了「獃子」，他額爾金可不想一上來就惹這個晦氣，既然廣州比較麻煩，不如直接率兵去北京。
見額爾金要繞著走，包令急了，趕緊拿出搶到的軍事文件，極力勸說額爾金先拿下廣州，再去北京。額爾金看過文件後，也立刻意識到廣州城防已今非昔比，看來這個便宜不佔白不佔，那就先打廣州吧。
正值摩拳擦掌之際，忽然傳來消息，印度爆發了士兵起義。如此一來，不僅本應前來增援的印度土著士兵無法及時到達，額爾金還得親自率兵過去鎮壓。
這一偶發事件，卻讓葉名琛出現了敵情判斷上的失誤。
葉名琛組建的諜報網並沒有先進的傳媒或通信工具，對西方世界的知識亦了解有限。同時隨著雙方的諜戰與超限戰愈演愈烈，包令也變得越來越老練，對機密情報的防備尤其嚴密，而香港報紙是給港人看的，一般只刊登駐港英軍的消息，關於英國及印度政府的，大多語焉不詳。
探子們只能通過民間轉述的方式，去採集來自國外的各種信息。問題是民間轉述這東西往往最容易失真。葉名琛雖有很多種情報渠道和來源，但最後歸攏在一起，有時竟然就是以偽證偽，全部都與真實情況相去甚遠。比如，克里米亞戰爭，明明是俄國人輸了，英法贏了，葉名琛得到的情報卻是俄國人贏了，英法為此還付出了高達七百多萬的巨額賠款。更有人說，英國人那麼固執地要進廣州城，就是為了在廣州收稅，以便支付賠款。
額爾金到印度去鎮壓起義，這個重要情報葉名琛得到了，而且準確無誤，因為香港布滿他的探子，連額爾金何時到港，何時赴印度，都能偵察得到。可是額爾金到印度後怎麼樣，沒有人能夠跟去印度，所以對那裡的情況並不清楚。
葉名琛得到的，其實都是各種道聽途說，而且相當一致，說英軍在印度損兵折將，人力財力消耗一空，根本無力再發動新的戰爭。
退一步講，就算情報是準確的，葉名琛不出現判斷失誤，他又能怎樣呢？
被英軍所截獲的軍事文件中所透露出來的，只是冰山一角，兩廣總督如今的處境比這還要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