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珠江三角洲的各個貿易中心，葉名琛都設立了捐輸局，實行「派捐」。派捐名義上是捐款，其實就是抽稅，徵稅對象為經營生活必需品的商人，比如，賣布匹的、賣棉花的、賣食油的。稅率也不低，是商品銷售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遠超厘金。
葉名琛的理由也很充足，徵收之前，他專門進行過調查，對商人的收入情況很了解。這就像在商業繁華地帶開店，如果是最熱鬧市口的店面，你就是把租金定得再高，要租的人還是一樣會搶破頭，何況作為生活必需品，利潤本來就不薄。
在南京條約的「五口通商」中，不包括廣東汕頭，但因為汕頭與廣州的通道曾被洪兵截斷，在缺乏管束與制約的情況下，汕頭曾一躍上升為走私貿易的天堂，貿易額高達幾百萬兩，洋人走私商們也是絡繹不絕，到處都有他們的身影。
葉名琛沒有放過汕頭，他的務實之處在於，知道汕頭不是通商口岸，但你們如果硬要從這裡上岸做生意，我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只是你們得接受「派捐」，從幾百萬兩貿易額里分出一些銀子給我。
「派捐」極大地緩解了廣東的財政危機。據統計，當時從廣東一個小鎮的布店行，就可以收到總計六萬兩白銀。
錢多了之後，葉名琛也不敢揮霍，而是千方百計地節省和削減開支，以確保這些錢能用到「最合適的地方」去。
什麼叫「最合適的地方」？江蘇、安徽、湖南、湖北、福建……除京城之外，都是兵連禍結，仗一直打不完的地方。
葉名琛代替咸豐成了前線部隊的後勤總管，他的作用在當時無可替代——如果沒有廣東提供的洋炮和船隻式樣，湘軍水師不可能與太平軍水營拉開差距；如果沒有廣東發來的「紅單船」，江南大營都不知道如何去封鎖南京；更進一步說，如果沒有廣東的協餉，南方戰場就可以直接宣告停擺，甚至於連咸豐的內務府，也得靠葉名琛的錢才能渡過難關。
南方的這些省份，就原來的經濟實力而言，廣東並非第一。江蘇和浙江都比廣東富庶，江蘇的南京雖被太平軍佔據，但向榮擁有的蘇州、常州這些地方都是財源茂盛之地，不料向榮卻還要廣東接濟，惹得咸豐大為光火，認為向榮只會打仗，在理財方面簡直是個糊塗蟲，錢就是扔在地上，他都不知道如何去撿。
向榮是個老軍人，字也不識幾個，不會弄錢情有可原。隔壁的浙江還沒怎麼受到太平軍的侵襲，又是由布政使主抓財政，結果仍因解決不了財政問題，導致布政使懸樑自盡。
葉名琛超常的理財能力得到公認，各省都期盼著這位財神爺能伸手拉自己一把，哪怕是得到兩廣總督的一封親筆信，都「令人不食自飽」。
葉名琛至此到達了個人事業的巔峰。他成了大清國的又一個拯救者，如果這時候你再讓咸豐排個名單，葉名琛極可能已超過僧格林沁，理由很簡單：僧格林沁打贏的只是一場戰爭，葉名琛支持的卻是全國整個戰場。
1856年，咸豐拜葉名琛為體仁閣大學士。體仁閣大學士為正一品大員，能得到這一品銜的人非常少，要好幾年才出一個，在咸豐執政期間，包括葉名琛在內，一共才四個人。
葉名琛雖躍身體仁閣大學士，但咸豐並沒有調其到京，而仍以兩廣總督之職留任廣東。
他需要這位繼林則徐之後聲名最為顯赫的大吏繼續掌控嶺南，否則天京事變後的南方戰場就可能失去後勤保障。除此之外，按照慣例，兩廣總督同時兼任通商大臣，葉名琛還必須負責管理包括廣州在內的五口通商事務。
使命和責任如此之重，可以想見，如果不是葉名琛，換其他任何一個人，咸豐都不可能放心。
葉名琛親身參與了當年的廣州反入城鬥爭，在外交事務上也早已不是新手，他知道跟洋人打交道，哪些是原則，哪些是策略，哪些可以退讓，哪些絕不能妥協和示弱。
就廣州一地而言，講得簡單直白一些，就是斷不能放英國人「入城」，其他則都可商榷。可是世上的事就是如此，你越不讓干，對方卻可能越感興趣，也就越想干。南京條約之後，中英吵吵嚷嚷都是為的這個，在廣東，徐廣縉和文翰曾為此不知打了多少官司，幾年後雙方易人，但爭執不下的還是這個老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