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奎的女兒周皇后倒是深明大義，但她長居皇宮，一者對父親的實際經濟狀況已然生疏，二者即便知道，也並不能拿老頭子怎樣。左右為難之中，她只好瞞著崇禎，把自己的五千兩積蓄交給周奎，讓他拿去捐款。
周奎下作到連女兒的私房錢都要坑，給他五千兩，只認捐了三千兩，其餘兩千兩都給他一個人吞沒了。
崇禎一輪勸下來，只募到二十萬兩，都不夠打一場仗的。
北京城陷後，李自成可不像崇禎這麼客氣，他採取刑訊逼供的辦法，從百官手裡一下子搜羅到了多達幾千萬兩的銀子，著實撿了一個大漏子。
周奎可以跟女婿耍無賴，卻沒法跟李自成捉迷藏。李自成的大將劉宗敏給他上夾棍，周奎哪受得了這個，被逼交出白銀七十萬兩，後起義軍又從他家裡抄出五十多萬兩，合計共百萬兩，此後他便被李自成的另一位大將李岩趕出府第，變得無家可歸。老鐵公雞這下算是爽了，真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歷史一直在不斷重複。當北伐軍接近北京時，咸豐同樣拿不出這筆軍費。王公大臣們趕快開會集議，按照家產分配捐額，以為皇帝分憂。
輪到戶部尚書孫瑞珍時，大家分攤他捐銀三萬兩，孫尚書臉色都變了，說我跟你們說老實話，我的全部家產合起來，不過七萬兩。三萬兩，差不多是家產的一半了，如果都捐出去，一家老小就只能喝西北風了。
清末的人比明末的人要臉。孫瑞珍說得也大抵不差，他長期在京城為官，官是做得很大，但對照曾國藩在京城當侍郎時的境況，他所能撈到的油水實在沒別人想像得那麼足，與崇禎的丈人更是不能相比。可孫瑞珍越是哭窮，眾人越是不依，對立雙方從口角甚至發展到舉拳相向。孫瑞珍被迫脫口而出：「我真不騙你們，若是有半句虛言，便是烏龜王八蛋！」
孫尚書也是堂堂進士出身，儒學之臣，烏龜王八蛋這樣的話都能說出來，是真被逼到無路可走了。
幸好還有個僧格林沁，沒有讓大臣們的募捐打了水漂。孫瑞珍老臉喪盡，見財政這項工作又如此棘手，於是很快就告老還鄉，回家歇著去了。
讓王公大臣們獻愛心畢竟是被逼出來的主意，並非長久之計。明末的時候，崇禎除了動員官員集資外，就是不斷地增加賦稅，以補充軍費所需。百姓不堪其苦，遂按照諧音，把崇禎叫作「重征」。崇禎的措施，咸豐什麼都可以跟著學，唯獨這一點他卻學不得，因為不加賦稅，乃是清代的祖制。
在歷代皇朝中，清代皇帝是個非常特殊的群體。就勤政而言，這一群體堪為第一。從開國到末代，只要還能讓他處理政事的，無不是兢兢業業、勤勤懇懇，除了節假日或患病等特殊情況，幾乎沒有哪一天會輟朝，其敬業程度，可以把明代的「怠政皇帝」「糊塗皇帝」「白痴皇帝」「木匠皇帝」甩幾條街。
就是體恤民生方面，清代也數一數二。清代開國以來，賦稅本來就不高，遇到災年必須減免，甚至每逢節慶大典，皇帝還要把拖欠的賦稅一筆勾銷，算是取悅於老天爺和老百姓。
到康熙和雍正時期，這一做法達到了頂峰。賦稅是田賦和人丁稅的合稱，康熙過六十歲生日時，公布了一項前無古人的旨意，規定今後人丁稅按康熙五十年，也就是1711年的總量算，當年有多少人就按多少人收稅，對今後再出生的人，永不加征。比如，一戶農民家有三口人，後來變成了五口人、七口人乃至更多，但也只按三口人徵稅。
雍正比他父親更為激進。執政初期即推行「攤丁入畝」，也就是把人丁稅總額全部攤入田賦中一併徵收，實際上完全取消了人丁稅。在田賦方面，同樣宣布「永不加增」，現在稅率多少，將來還是多少。
古代中國是一個重農抑商的農業國家，在厘金出現之前，幾乎沒有商業稅，就是有也很少，國家的財政收入主要依賴賦稅，人丁稅消失後，就單靠一個田賦。
朝廷每年收到的田賦總是那麼多，所以國庫收入也是固定的，大約為四千萬兩。如果豐年或者太平無事，做皇帝的再節儉精明一點，錢是夠用的，有時還能略有盈餘，所謂的「康乾盛世」便是如此，但最高時，戶部存銀也不過七八千萬兩。
這是好的情況，倘若不巧碰到水災、旱災、戰爭這些不可抗力輪著來，就得抓狂了，以至於把老本倒貼進去都不夠。道光和咸豐的運氣不好，什麼糟心事兒都讓他們給趕上了，道光之所以要那麼刻薄自己，也實在是情非得已。
咸豐更倒霉，按照清代慣例，新君即位後都要免掉當年未交的賦稅，剛上台的咸豐自然也不能破例。這麼一免，一大筆可觀收入就沒了，可是緊接著卻是用錢高峰的到來。
退一萬步說，即便可以增加田賦，在造反者已經不絕於途的情況下，亦無異於飲鴆止渴——老百姓本來就生活艱難，你再「重征」，若是短時期內沒法把各路造反的人馬鎮壓下去，火就可能越燃越旺。明末就是這樣，崇禎也實際上是被他自己的「重征」給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