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時間真是一把殺豬刀 財政危機

周奎的女兒周皇后倒是深明大義,但她長居皇宮,一者對父親的實際經濟狀況已然生疏,二者即便知道,也並不能拿老頭子怎樣。左右為難之中,她只好瞞著崇禎,把自己的五千兩積蓄交給周奎,讓他拿去捐款。

周奎下作到連女兒的私房錢都要坑,給他五千兩,只認捐了三千兩,其餘兩千兩都給他一個人吞沒了。

崇禎一輪勸下來,只募到二十萬兩,都不夠打一場仗的。

北京城陷後,李自成可不像崇禎這麼客氣,他採取刑訊逼供的辦法,從百官手裡一下子搜羅到了多達幾千萬兩的銀子,著實撿了一個大漏子。

周奎可以跟女婿耍無賴,卻沒法跟李自成捉迷藏。李自成的大將劉宗敏給他上夾棍,周奎哪受得了這個,被逼交出白銀七十萬兩,後起義軍又從他家裡抄出五十多萬兩,合計共百萬兩,此後他便被李自成的另一位大將李岩趕出府第,變得無家可歸。老鐵公雞這下算是爽了,真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歷史一直在不斷重複。當北伐軍接近北京時,咸豐同樣拿不出這筆軍費。王公大臣們趕快開會集議,按照家產分配捐額,以為皇帝分憂。

輪到戶部尚書孫瑞珍時,大家分攤他捐銀三萬兩,孫尚書臉色都變了,說我跟你們說老實話,我的全部家產合起來,不過七萬兩。三萬兩,差不多是家產的一半了,如果都捐出去,一家老小就只能喝西北風了。

清末的人比明末的人要臉。孫瑞珍說得也大抵不差,他長期在京城為官,官是做得很大,但對照曾國藩在京城當侍郎時的境況,他所能撈到的油水實在沒別人想像得那麼足,與崇禎的丈人更是不能相比。可孫瑞珍越是哭窮,眾人越是不依,對立雙方從口角甚至發展到舉拳相向。孫瑞珍被迫脫口而出:「我真不騙你們,若是有半句虛言,便是烏龜王八蛋!」

孫尚書也是堂堂進士出身,儒學之臣,烏龜王八蛋這樣的話都能說出來,是真被逼到無路可走了。

幸好還有個僧格林沁,沒有讓大臣們的募捐打了水漂。孫瑞珍老臉喪盡,見財政這項工作又如此棘手,於是很快就告老還鄉,回家歇著去了。

讓王公大臣們獻愛心畢竟是被逼出來的主意,並非長久之計。明末的時候,崇禎除了動員官員集資外,就是不斷地增加賦稅,以補充軍費所需。百姓不堪其苦,遂按照諧音,把崇禎叫作「重征」。崇禎的措施,咸豐什麼都可以跟著學,唯獨這一點他卻學不得,因為不加賦稅,乃是清代的祖制。

在歷代皇朝中,清代皇帝是個非常特殊的群體。就勤政而言,這一群體堪為第一。從開國到末代,只要還能讓他處理政事的,無不是兢兢業業、勤勤懇懇,除了節假日或患病等特殊情況,幾乎沒有哪一天會輟朝,其敬業程度,可以把明代的「怠政皇帝」「糊塗皇帝」「白痴皇帝」「木匠皇帝」甩幾條街。

就是體恤民生方面,清代也數一數二。清代開國以來,賦稅本來就不高,遇到災年必須減免,甚至每逢節慶大典,皇帝還要把拖欠的賦稅一筆勾銷,算是取悅於老天爺和老百姓。

到康熙和雍正時期,這一做法達到了頂峰。賦稅是田賦和人丁稅的合稱,康熙過六十歲生日時,公布了一項前無古人的旨意,規定今後人丁稅按康熙五十年,也就是1711年的總量算,當年有多少人就按多少人收稅,對今後再出生的人,永不加征。比如,一戶農民家有三口人,後來變成了五口人、七口人乃至更多,但也只按三口人徵稅。

雍正比他父親更為激進。執政初期即推行「攤丁入畝」,也就是把人丁稅總額全部攤入田賦中一併徵收,實際上完全取消了人丁稅。在田賦方面,同樣宣布「永不加增」,現在稅率多少,將來還是多少。

古代中國是一個重農抑商的農業國家,在厘金出現之前,幾乎沒有商業稅,就是有也很少,國家的財政收入主要依賴賦稅,人丁稅消失後,就單靠一個田賦。

朝廷每年收到的田賦總是那麼多,所以國庫收入也是固定的,大約為四千萬兩。如果豐年或者太平無事,做皇帝的再節儉精明一點,錢是夠用的,有時還能略有盈餘,所謂的「康乾盛世」便是如此,但最高時,戶部存銀也不過七八千萬兩。

這是好的情況,倘若不巧碰到水災、旱災、戰爭這些不可抗力輪著來,就得抓狂了,以至於把老本倒貼進去都不夠。道光和咸豐的運氣不好,什麼糟心事兒都讓他們給趕上了,道光之所以要那麼刻薄自己,也實在是情非得已。

咸豐更倒霉,按照清代慣例,新君即位後都要免掉當年未交的賦稅,剛上台的咸豐自然也不能破例。這麼一免,一大筆可觀收入就沒了,可是緊接著卻是用錢高峰的到來。

退一萬步說,即便可以增加田賦,在造反者已經不絕於途的情況下,亦無異於飲鴆止渴——老百姓本來就生活艱難,你再「重征」,若是短時期內沒法把各路造反的人馬鎮壓下去,火就可能越燃越旺。明末就是這樣,崇禎也實際上是被他自己的「重征」給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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