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巡撫陳啟邁是曾國藩的湖南老鄉，而且兩人還是「同年」，也就是同科錄取的進士。在清代的科舉制度中，「同年」關係也意味著一種無形的情感紐帶，之後兩人又同在翰林院供職，私交雖談不上很好，但亦無個人積怨。
在江西，這對同鄉兼同年的矛盾卻激化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陳啟邁是一個目光短淺的庸碌之輩，他看到曾國藩既無地方大員的身份，又不是欽差大臣，便有心相欺，用得著的時候就不顧死活地讓湘軍去拚命，當曾國藩開口要糧餉時卻百般刁難。
遇到這樣的鐵公雞，曾國藩就算是磕頭作揖都沒用，而沒有糧餉，就什麼都幹不了，尤其是當時內湖水師新敗，如不出錢修理和重新打造戰船，很難走出萎靡的狀態。
湘軍原有的糧餉，主要是依靠士紳捐資。士紳的錢也是錢，不是光靠一個口號，人家就願意把真金白銀給捧出來，實際操作過程中往往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你拿了錢，必須按捐資多少奉送一個相應的虛銜。
饒是如此，勸捐仍收效有限。畢竟在兵荒馬亂、窮字當頭的歲月里，誰兜里的錢都不見多，這是再怎麼勸也沒用的。早在衡陽練兵時，曾國藩就叫苦連天，慨嘆「勸捐之難，難於登天」，為此他甚至不得不改「勸捐」為「勒捐」，也就是向湘中大戶進行強制攤派，你不捐也得捐。
在江西，勸捐是完全不好使的，因為湘軍開出的虛銜白條，當地官府不承認。官府不認賬，多大的官帽都變得一錢不值，久而久之，再也無人肯對湘軍進行捐納。至於勒捐，湘軍屬於客軍，當然也做不出來。
曾國藩只能從湖南得到一點糧餉，但與胡林翼的情況類似，這點接濟少得可憐，根本就不夠用。
辭職不行，要錢沒有，曾國藩就像被吊在半空之中，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幾乎到了無路可走的地步。直到好友郭嵩燾獻厘金之策，才給曾國藩開闢了一條新路。
郭嵩燾隨湘軍赴援江西，路上遇到販鹽的，便跟他們攀談起來。在鹽販子那裡，郭嵩燾看到一份太平軍發給的稅單，原來太平軍也對商人設卡徵稅，這使得郭嵩燾受到了很大啟發。
戰爭對農業而言，完全是破壞性的，但它也同時給敢於鋌而走險的商人帶來了發財機會。特別是鹽這種東西，誰都少不了，而由於戰爭期間交通堵塞，戰亂地區的鹽可能比黃金還貴。
郭嵩燾因而設計了厘金，厘金相當於一種商業稅，稅額一般在百分之一，故以此名。對於冒險牟取暴利的商人來說，這點稅不過是九牛一毛，肯交也願意交。
按照郭嵩燾的建議，曾國藩在湖南和江西設立厘局，對過往商人設卡抽稅，由此大大緩解了窘境，但如此一來，又得罪了陳啟邁。陳啟邁認為江西是他的地盤，要設卡也得由他來設，你招呼都不打一個，就把這麼肥的活兒給搶去，不是給人心裡添堵嗎？
陳啟邁一面上奏朝廷告御狀，一面把替曾國藩維持厘局的江西舉人彭壽頤給抓了起來。等曾國藩聞訊施救時，可憐彭壽頤已死在庸官的重刑之下。
彭壽頤曾舉辦團練，並代替棄城而逃的知縣抗擊太平軍，被曾國藩視為難得的人才，本來是要放在湘軍大營中予以重用的，他的死於非命，令曾國藩「深為憤痛」。
曾國藩客居異鄉，又有當年避走衡陽的前例，縱使江西官府拒發糧餉，且多次找他彆扭，也「雅度無怒容」，拚命克制自己的情緒，但這次再也控制不住了。
什麼同鄉同年，現在甭說翻臉，我連殺你的心都有！正好曾國藩得知了陳啟邁暗中從走私鴉片中獲利的事實，便一併上奏咸豐，彈劾陳啟邁。
兩份狀紙先後送到。陳啟邁那份等於白告，咸豐自己發不出糧餉，要靠前線將帥自籌，當然不會怪罪於湘軍所設的厘金。倒是曾國藩的彈劾有根有據，一下子就摘掉了陳啟邁頭上的烏紗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