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文鎔身為曾國藩的座師，也一直是曾國藩背後的有力支持者。早在他第一次固守武昌時，就向曾國藩發出了急速援救的信函。曾國藩不願意，只是部下踴躍，才勉強答應，但一接到太平軍撤圍的通報，就馬上取消了出發的命令。
第二次吳文鎔奉旨與太平軍決戰，又接連寫信給曾國藩，要其儘速派水師赴鄂，可曾國藩仍然沒有在第一時間出現於黃州。
不論是依據世俗人情，還是對照理學標準，曾國藩都該被打屁股，可他又不得不這麼做，原因就是他沒有準備好，尤其水師還處在雛形階段，其中快蟹船只有十艘，連油漆都沒幹，從廣東採購的洋炮還在路上，至於水勇，才剛剛開始招募訓練。可想而知，若以這樣的水平倉促出戰，難免會輸得落花流水。
自出走長沙後，曾國藩再次發揮了他咬牙忍耐的硬功夫。在沒有把握取勝的情況下，他死也不肯拿水師去冒險，以他這樣一個把儒家倫理道德奉之如圭臬的人，可想而知，其間需要承受多大的心理壓力。
當然更應該讓人感到佩服的還是他的老師。吳文鎔被曾國藩說服了，認為曾國藩做得對，反過來一再告誡對方在水師完成訓練之前，千萬不能輕易出兵。
戰死前兩天，吳文鎔給曾國藩寫去一封信。在信中，他說我是被逼才來到黃州前線的，沒有勝利的希望，所以必死無疑，今後只有靠你在衡陽訓練的部隊，才有能力跟太平軍作戰。
吳文鎔怕曾國藩念及師生之情，不顧一切地前來援救，因此一再叮囑曾國藩非有把握不得出戰。二者存一，他要保全一個人，不是從人倫的角度，而是從國家利益的角度。按照人倫，學生不救老師乃大逆不道，但按照國家利益，學生比老師更重要，因為以後的東南大局全要靠這個學生來支撐了，倘若曾國藩再有不測，他吳文鎔縱使能僥倖活下來也挽不回這一損失。
吳文鎔生前留下的這些話讓曾國藩痛徹於心，「深憂之」，很長時間都難以自拔。
他要麼不出戰，出戰就必須做到最好，否則他將一無是處。
當南方戰事混沌一片時，咸豐正在北方面臨一場更猛烈的衝擊——較之於西征，北伐無疑更讓他心驚肉跳。
北伐軍統兵將領為林鳳祥和李開芳。林、李都是廣西武鳴人，有「武鳴雙雄」之稱，兩人都有一身硬功夫，從拳術到騎馬射箭無不擅長，在太平軍內被尊為「軍鋒之冠」，乃軍中一等一的悍將。
北伐軍共有兩萬之眾，論人數遠不及西征軍，但從廣西到南京，他們一直都是先鋒部隊。什麼樣的部隊才能做先鋒？當然得是精銳才行，尤其這兩萬人裡面還有三千是廣西「老兄弟」，這些人大多是拜上帝教的信徒，且身經百戰，稱得上是精銳中的精銳。有一種說法，認為正是由於他們資格太老，洪秀全和楊秀清怕控制不住，才索性全部派往了北方前線。
將為一流，兵為一流，可以想像北伐軍有多猛。出征前，林、李二人得到的指示是不貪圖攻城奪地，要速戰速決，以便「疾趨燕都」，第一時間到北京給咸豐好看。
咸豐自然不能等閑視之，他不斷地下旨，從北方各省調集軍隊，關外關內，內蒙陝甘，能摳出來的都被他派往了前線。
在南京談判時，張喜對英國人說，大清國的北方軍隊加起來可達幾百萬，那純粹是拿來蒙老外的。要能養得起這麼多軍隊，道光咸豐父子還用得著天天苦著個臉嗎？事實是，即使在鴉片戰爭前，綠營八旗加一塊也只有八十萬，而且還是分散駐紮，平時的職能其實就是維持治安，每次要想集中起來打仗，都只能幾萬幾萬地湊。
好不容易湊足了人頭，咸豐任命訥爾經額為欽差大臣，沿黃河防線對太平軍進行堵截。
訥爾經額出身於滿洲八旗，此前為直隸總督兼文華殿大學士。咸豐派他出馬，實際也是延續了大清建國以來的一個慣例，即遇到重大軍事活動，即以八旗重臣督師，一如之前南下的賽尚阿。
應該說這並沒什麼錯。比如乾隆時期的阿桂和福康安，都是腹有韜略、戰功赫赫的名將。無奈時年不利，一方面是遇到的對手越來越強，另一方面則是八旗中湧現的軍政人才越來越弱，到道光時，只有一個平定張格爾叛亂的長齡夠格，其他如奕山、奕經，都快把督師重臣的臉給丟光了。
咸豐不甘心，繼續舉著旗子上。可是在先殘了一個賽尚阿之後，輪到訥爾經額其實也好不了多少。賽尚阿是「文不知兵」，訥爾經額是「素不知兵」，碰上打仗跟玩似的太平軍，都一樣被耍得團團亂轉。
林鳳祥和李開芳先準備在黃河下游渡河，訥爾經額急急忙忙地趕到下游防堵，誰知太平軍虛晃一槍，又改從黃河中游搶渡，結果在渡過黃河後，包圍了懷慶府（今河南沁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