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營滿城鼓噪的聲音，長沙的文武百官其實都聽到了，但他們一個個緊閉大門，裝聾作啞。曾國藩在長沙的公館，原先是巡撫官署的一部分，新任湖南巡撫駱秉章的住所與曾公館不過一牆之隔，這麼大的動靜他哪裡會聽不見，可他就是鑽在裡面不出來，更不要說制止了。
事到如今，曾國藩也不能「裝孫子」，想想綠營士兵膽子再大，也不敢衝進公館，他便走到堂前，欲派人與包圍者進行交涉。可是他想錯了，綠營的一大特色就是無組織無紀律，以下犯上之風盛行，這些士兵一衝動起來，哪管你是不是朝廷大員，這裡老子說了算。
未等曾國藩開口，兵勇們已經衝進公館，並且二話不說就動起刀槍。曾國藩的一個親兵被刺傷，他自己也險些中招，眼見事態已不可收拾，他不得不向鄰近的巡撫求救。
聽見曾國藩在門外喊救命，駱秉章這才裝出一臉驚訝的表情，走出門來替曾國藩解圍，他親自給那幾個被捆的提標兵鬆綁，又說了一大堆賠禮道歉的話。綠營士兵不僅沒有受到怪罪或處罰，還得了這麼大一個面子，自然得意揚揚地撤兵回營，只苦了一個曾國藩，因為從頭到尾，駱秉章都沒有上前安慰一句，似乎他曾國藩才是肇事的元兇。
不單是駱秉章，得知消息後的長沙官員，從大到小，沒有一個同情曾國藩，全都幸災樂禍，認為他咎由自取。長沙官場的態度，連曾國藩的部下和幕僚們都看不下去了，紛紛勸他上折告御狀。
曾國藩嘆了口氣：「時勢危急，我們這些做臣子的不能平定內亂，怎麼還敢拿這種事去讓皇上煩心呢。」
他終於想明白了，因為他破壞了官場的遊戲規則，所以早已成為眾矢之的，長沙城裡的所有官員都和他成了敵人，只要他待在這裡一天，就得鬥上一天。
當然可以給皇帝寫信，可是其他官員難道就不會？起碼巡撫總是有上奏權的，所謂眾口鑠金，積毀銷骨，真的打起筆墨官司來，你未必會贏。
惹不起，還躲得起。1853年9月29日，曾國藩率湘軍轉駐衡陽。衡陽是曾國藩的祖籍，也是他夫人的故鄉，此地人文鼎盛，風景不殊。常言說得好，心隨境轉，對於煩惱而言，遠離也許是最好的辦法。
曾國藩完全拋開了長沙城裡那種鬱悶而憋屈的情緒。從此以後，你們腐敗也罷，庸碌也罷，妒才也罷，都將與我無關。人生短暫，時間有限，重要的是做好自己。
在衡陽，除繼續加強陸師訓練外，曾國藩開始重點籌建湘軍水師。「剿匪」已經結束，湘軍必須和真正的對手太平軍進行硬碰硬的較量。太平軍的陸師固然狠辣，但這時最讓各省官軍叫苦不迭的還是太平軍的水營。
水營系太平軍自廣西攻入湖南後所創建，前後擁有萬艘由民船改造的戰船，所到之處「帆幔蔽江，銜尾數千里」，黑壓壓都看不到頭。有了水營，太平軍得以完全控制長江水面。長江沿岸官軍所控制的城池成了太平軍的案上魚肉，想吃哪一塊就吃哪一塊，而守軍則猝不及防，毫無抵禦的辦法。
顯然，曾國藩今後要想與太平軍分個高下，肅清東南，擁有足以與其抗衡的水師是基本條件，但是這個活起初著實難倒了曾國藩。
以前說建立陸師不容易，現在看來還算簡單的。只要像戚繼光在書里講的那樣，招一批不怕死的人，再發上鳥槍和刀矛，訓練一下就能湊合了。水師不行，這完全是一項龐大的再建工程，涉及技術瓶頸、經費籌措、水勇募練，可以說任何一項都沒有先例可循，而任何一項也都足以使主持者煩惱到生不如死，其艱難程度，可以用曾國藩自己的比喻來形容：「像蚊子去背起大山，如蟲子去渡過大河。」
可是他沒有退路，哪怕是「精衛填海、杜鵑泣血」，也得一樁樁、一件件予以解決。
首先得有戰船。真正的戰船是什麼樣，沒人見過，在兩湖地區，就從來沒有戰船的影子，也沒有一兵一卒曾服役於水師。翻書，書里也沒現成答案，自古以來，中國人打仗大多在陸地，除了難得一見的赤壁大戰，有關戰船的記述很少。
曾國藩的腦子裡沒有戰船的準確概念，一開始他甚至想用木排來予以代替。按照他的想法，木排容易，伐一排木頭編一起就行了，而且這東西又輕便又靈巧。太平軍的戰船高，看不到木排，船炮只能仰射，又打不著木排，多好啊。
可是一試驗，發現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人家船隻根本就不用打炮，光擠就能把你給擠沒了，更撓頭的是，木排很難逆水而上，以後去南京可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