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時的南書房為飽讀詩書、學問很高的翰林所入值，他們不參與政務，只是皇帝的學術顧問。陪皇上讀書是件非常辛苦的事，伴讀的時候你得垂手站立，時間一長會把十個手指頭都站到腫，這叫「立得手痛」。此外還要替皇上抄書，抄的時候兩腿彎著，結束的時候都酸痛到站不起來，這叫「寫得腳痛」。
這麼辛苦，收入卻很少，所以咸豐很體恤這些人。據說他有一次經過南書房，看到一位入值翰林穿著很寒酸，第二天便送給他一件貂褂。
後來此君奉旨外放雲南做學政，也就是主持或參與雲南的科舉考試。能出京做主考或學政，對於苦哈哈的翰林們來說，不啻一項肥差，主要是能收到一筆可觀的「贄敬銀」。
「贄敬銀」是考生按貧富，多多少少湊份子送給考官的辛苦費，這不算灰色收入，在當時是光明正大的。只是每個省的經濟情況不同，「贄敬銀」有時相差會很懸殊。比如，在江南那些富裕的大省，期滿後可得三四萬兩銀子，再次一些的，可得萬兩，最苦的是雲南、廣西、貴州這些地方，只有區區幾百兩。
顯然，這趟差使對改善窮翰林的經濟狀況助益不大，咸豐覺得很過意不去。你說在北京窮一點也罷了，難得下一次基層，又是那麼一個沒多大油水的省份，怎麼著也應該意思一下，於是在翰林從雲南期滿回京後，咸豐便特意讓他兼代順天府丞。
順天府是京城最高行政機關，掌握北京及其附近地區的刑名錢穀，府丞為順天府的二把手。咸豐召見這位翰林時就明著告訴對方：「你以後的收入會高一些，聊以補償你在雲南的清苦吧。」
咸豐的自我要求是一定要全面超越道光，從個人修身到待人接物，再到治國理政，他都希望能比自己的父親做得更好。每天堆成山的幾萬字奏摺，他都要一一閱讀、研究和批辦。這期間，連軍機大臣都插不上手，他就一個字「干」，表現出的完全是一個工作狂才有的特質，如果評他是帝國第一勞模，也一點都不過分。
道光有一段時間曾廣開言路，後來就慢慢地銷聲匿跡，連大臣們上的一般奏摺都因工作量太大而弄出了「曲線刪減」的法子。到他去世前的五六年里，道光更是懼怕聽到洋務或者災荒、盜賊之類的煩心事，一句話，耳邊只要清凈，就比什麼都好，比什麼都強。
因為這個緣故，軍機處以穆彰阿為首的一班軍機大臣也就投其所好，常常報喜不報憂，拿道光當「大觀園裡的賈母」侍候著，一天到晚光講一些好聽的給他聽，導致言路閉塞，朝廷對很多外面的情況都不了解，積累了不少問題。
咸豐要從這裡開刀動手術。1850年3月，他發布上諭，下詔虛心求言，聲明「凡用人行政一切事務」，均可據實上書。
皇帝有誠意，臣下們也就有了動力，進言奏摺如雪片一樣飛到「工作狂」的案頭。咸豐從中了解到了此前父皇了解不到，或不願了解的情況，比如各地官府的陋規弊政，盜賊草寇的蜂起雲涌，財政開支的捉襟見肘。除彙報實情外，進言者也往往會相應提出各種各樣的解決辦法。
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考驗著納諫者的水平和眼光，你如果自己腦袋裡就是一團糨糊，沒有主見和分析判斷能力，看不出問題癥結所在和辦法的對錯，到最後仍然只會是一屁股糊塗賬，等於做無用功。比如鴉片戰爭時的揚威將軍奕經，說要人家獻計獻策，結果收到超過四百條「策」，卻沒一條「策」派上用場，完全成了一個大笑話。
經過杜受田長達十幾年的悉心教誨，咸豐已具備較強的理政能力。他可以從片言只句中看出進言人的思路，從中吸收好的辦法，同時也能夠針對問題，拿出自己的解決之道，甚至還可以引經據典地對他認為不妥的建議進行駁斥，而被他據理駁斥的人中赫然就有造詣極深的理學大師。
最後，咸豐從所有進言中挑出十多篇上乘之作，其中最為他看重的是禮部侍郎曾國藩的奏摺，咸豐大加稱讚，特傳旨褒獎——從曾國藩日後的作為上，也可以想見咸豐當年的學識水平和功力了。
求言之外還要求賢。咸豐下令從各部到各省，都要積極保舉德才兼備的有用之才。對於報來的推薦名單，咸豐一一推敲，從中篩選出他認為符合條件的人選，並傳旨接見和起用。
咸豐一手發起的求言求賢運動，一改道光末年政壇死氣沉沉的局面，他所推出的種種舉措雖說還難以從短時間內釐清弊政，但已經讓人看到了希望。
接下來，年輕皇帝馬不停蹄，又把矛頭指向了大清國的另一最大弊病——「模稜」。
道光時代有兩個最大的「模稜宰相」，前期是曹振鏞，後期便是穆彰阿。穆彰阿出任首輔十多年，基本以曹振鏞為榜樣，他每天被皇上召見，但是很少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就是你問上幾句，他也一定要察言觀色，迎合著你的意思說，有問有答，還不傷人。
穆彰阿因為模稜得有水平，所以得以繼曹振鏞之後成為政壇不倒翁，道光就把他像曹振鏞那樣供在朝堂之上，然而到了咸豐一朝，吃不開了。
滑頭沒變，會看臉色沒變，多磕頭少說話的原則也沒變，主要是聽他說話的人變了。咸豐從師傅杜受田那裡聽到的是真知灼見，從穆彰阿這裡卻什麼也得不到，偶爾交談那麼幾句，對方也前言不搭後語，跟在念《三字經》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