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當時英法兩國正在黑海同俄國爭奪出海口，為此三家鬧得不亦樂乎。到港的這艘英軍軍艦跟中國完全沒關係，它要去的地方是中東，路過香港，僅僅是為了給中國人一個下馬威而已。
英國政府這個欲蓋彌彰之計，反而使徐廣縉的決心更加堅定，他繼續利用民間力量對文翰施加壓力，其中最厲害的當然還是「十萬長城」。
為了把聲勢搞得更大一些，在徐廣縉的暗中支持下，鄉勇們晚上傾巢出動，由士紳首領帶頭，排成一字長龍，拎著燈籠進行示威遊行。遊行時，廣州城頭點滿火燭，火燭與燈籠相互交映，宛如白日。
如此熱鬧，廣州城外的英國商館想裝不知道都不可能。英國佬架上望遠鏡，看到鏡頭裡遊行人群的燈籠就跟天上的繁星一樣，數都數不過來，這讓他們瞠目結舌。
老百姓可不是官府，他們不會跟你講道理，覺得不爽，沒準兒立刻就會乘著天黑跑過來把商館給拆掉。商人們因此驚恐萬狀，每天黃昏還沒到，就急急地催促僱員關門，暫停交易。隨著交易量的減少，貨物出現積壓，都運不出去。英商十分著急，他們聯名給文翰寫去公函，揚言要英國政府承擔損失。
在文翰與徐廣縉的較量過程中，雙方都在不停地向各自政府進行彙報。與徐廣縉的奏摺相比，文翰的報告更細，連幾個月來購買了多少文具，都沒忘記向內閣報個賬，這個細節自然也不會漏掉。
他的上司、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開始打退堂鼓了。此前徐廣縉在交涉中一再強調，不是中國官方不願守約，而是廣州居民有強烈的反英傾向。「十萬鄉勇遊行示威」，毫無疑問給巴麥尊留下來深刻印象，讓他認為徐廣縉的警告並非空言恫嚇。
另一方面，正如徐廣縉所得到的情報所言，在國內矛盾、中東爭端等諸多問題的困擾下，英國政府不僅不可能像鴉片戰爭後期那樣從印度大規模抽調兵力，就連對在港軍隊進行動員都頗費躊躇。
在巴麥尊發給文翰的指令中，終於同意擱置進城問題。
沒有上司相逼，文翰算是鬆了口氣，然而冒險的慾望也幾乎在他體內同時發酵：我為什麼不嘗試再逼一下中國人呢，假如成功，那就有得牛皮可吹了。
因為巴麥尊的擱置有一個前提，即中方不再發生明顯違約或出現重大外交破綻。假如有後面的情況發生，巴麥尊仍有把握說服內閣向廣州出兵。於是，文翰也硬著頭皮死撐。
這是一個相互頂牛的過程，文翰等著徐廣縉露出破綻，徐廣縉則挖空心思，想著怎樣才能再將一軍，以將對手完全逼退。
1849年4月1日，徐廣縉通知文翰，朝廷諭旨已經到達。一直以來，文翰都在苦等這道來自京城的聖旨。文翰清楚，如果中國皇帝決定打開城門，徐廣縉作為地方官員是不敢抗命的。
徐廣縉大打情報戰，文翰也在四處鑽營。商館的情報過於滯後，他又把手伸進總督衙門，發展出了一個新的情報網。
徐廣縉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當時起草發出的奏報及皇帝的諭旨，的確無人能夠從中刺探，但是按照大清國公務制度，所有這些文件過後都要抄錄副本存檔，時間一長，文翰就從中找到了漏洞。他派人收買衙門內負責保存檔案的低級文員，規定只要抄出副本，即給予重賞。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道光先前同意英人入城的聖旨副本到了文翰手中，並已翻譯出來。只不過文翰看了半天，仍不敢相信是真的，因為徐廣縉曾多次言之鑿鑿地告訴他，並沒有收到最新旨意，若無其他證據加以佐證，文翰很難排除「線人」為領賞而弄出假聖旨的嫌疑。
現在，徐廣縉說聖旨到了，讓他確證了自己的懷疑：如今的「線人」真不厚道啊，為了點錢，連聖旨都敢偽造。
可是這道真聖旨帶給文翰的，卻是一道晴天霹靂。聖旨上說了一句很經典的話：「設城所以衛民，衛民方能保國，民心之所向，即天命之所歸。」
建廣州城幹什麼？是用來保衛老百姓。為什麼要保衛老百姓？是為了保衛國家，所以老百姓的意願最重要，絕不能違背民意而順從外國。結論是，既然廣東老百姓都不願外國人進城，那你（指徐廣縉）就不能違背民意，硬性逼迫。
徐廣縉拿著聖旨，變得理直氣壯：「你看看，我早就說了吧，這種事得請旨才能奉行，要是我同意你入城，就是犯了欺君之罪，要吃不了兜著走的。」
等了這麼長時間，等到的竟是如此一個答覆，可把文翰給鬱悶壞了，但他還不知道，他其實被人騙了，而騙他的人，正是徐廣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