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王鼎這麼一個老愣頭青，朝中諸臣都心知肚明，要找林則徐彆扭的是道光本人，只要道光不鬆口，林則徐就必須在新疆繼續過他的「雪窖冰堂」生活，所以王鼎究竟是怎麼死的，幾乎沒有一個大臣不知道內幕，但沒有人會傻到像王鼎那樣自討苦吃和自找不是，穆彰阿的擔心實在很多餘。
雖然道光並不知道王鼎是要以自殺來實施尸諫，但輿論對林則徐完全一邊倒的支持，不能不對他的思維和決策產生影響。在王鼎死後三年，實際也是鴉片戰爭結束後三年，道光發出諭旨，宣告結束林則徐的流放生涯。
按照慣例，林則徐需要進京請訓，就像鄧廷楨他們一樣，但是僅僅兩個月後，道光就改變主意，命其不必來京，而直接以三品頂戴暫代陝甘總督。從這之後，一直到道光去世，君臣二人都再未見過一面。
或許道光是害怕因此想起鴉片戰爭前他在京城召見林則徐時的情景，那足以再次觸動他內心深處最敏感的神經。
時間的確是一劑良藥，然而並不能包治百病。
在很大程度上，道光重新起用林則徐是被輿論所逼，他不會再像從前那樣視林則徐為「天下第一能吏」，尤其是跟洋鬼子打交道的廣州一帶，再不敢派林則徐前去。
儘管簽訂了《南京條約》，但廣州方面的交涉仍是朝廷要面對的最大難題。洋人得了便宜還賣乖，沒事老是要過來串門，道光對此是既恨又怕。恨就不要說了，怕的是他既無能力也無把握組織反擊——連夷船和洋槍洋炮都仿造不出來，會打成什麼樣子，可想而知，就不要去白白浪費銀子了。
現在誰能夠在廣州辦好洋務，把洋人們堵在門外面，誰就毫無疑問是道光心目中的能吏。先是伊裡布，去了之後內外交逼，沒幾個月就給活活累死了。接著再派耆英。耆英吸取伊裡布的教訓，在廣州實行的是「民夷兩安」政策，說穿了，就是走平衡木，一方面儘可能安撫內部，另一方面避免與洋人發生爭端。為了達到後面這個目的，他除簽了一堆「糊塗條約」外，還不忘跟洋人說好話，套近乎，有時甚至做到很肉麻的程度，據說他給英國公使寫的私信，語調和用詞跟情書差不多。
對「糊塗條約」的嚴重性，限於文化的隔閡，道光對很多地方不明就裡，他只知道自《南京條約》後，他沒有再割地賠款，而且局面相對穩定，這就不錯了。
1845年3月，時任兩廣總督的耆英被授以協辦大學士，終於到達了一個被道光充分信任和看重的高度。
可是耆英的平衡木也沒能玩太久，確切地說，僅僅幾年。
鴉片戰爭前，英商都集體居住澳門，從事進出口貿易都需通過廣州的十三行代理，他們自己不能擅自進入廣州。鴉片戰爭後就完全不同了，按照《南京條約》的規定，十三行的壟斷特權被予以廢除，不僅英商可以自由貿易和自由出入廣州，英國政府也有權在廣州派駐領事，專理商務事宜。
英國人要進城，廣東人不讓進城。耆英到廣州後，璞鼎查曾要求入城，耆英一看，老百姓鬧得太凶，根本不敢答應。之後璞鼎查拿到「糊塗條約」，得到了更多好處，也就沒有再強逼下去。
兩年之後，英方代表換成了公使德庇時。德庇時舊事重提，耆英仍然一推再推。這次人家不幹了，說你既如此不守信用，那我們就一起賴皮，不讓我進廣州是吧，那好，定海你也別想要了。
耆英無奈之下，只得跟德庇時簽了一個「歸還定海條約」，明確承認英國人有入城權利。可是德庇時聰明過頭，他忘了在條約上加個時間限制，這就給了耆英繼續拖下去的借口。
德庇時是個漢學家，研究中國多年，號稱「比中國人還了解中國」。他深知這個東方國家的弊病所在，沒過多長時間，有幾名英國人在佛山遭到百姓襲擊，他便以此為由，派英軍進入虎門炮台，「毀炮樞而塞炮眼」，並且做出了要再攻廣州的樣子。
眼看著鴉片戰爭似乎要重演，耆英驚懼萬分，被迫向德庇時發出照會，同意在兩年後踐行條約。
這個照會讓耆英從「民夷兩安」中清醒過來。兩年看似很長，其實一眨眼的工夫也就到了，到時難保粵民不挑事，挑完了事，英人再動武，皇上再怪罪，自己還是得吃不了兜著走。
耆英不是張喜那樣可進可退的小老百姓，你讓他「富則妻妾成群」可以，要他「窮則獨善其身」就免了。倒算著日子，耆英越來越焦慮，他開始讓人在京城活動，以便遊說道光，好將自己調回北京。
在道光方面，儘管他對耆英的表現總體感到滿意，但耆英在廣州的一再示弱舉動，在他看來並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所以也有把耆英暫時換下來的打算。有人一提議，他也就順勢答應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