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則徐從小家境貧寒，父親是私塾先生，由於家裡人口多，有時還不得不以賣柴為生，不過窮歸窮，林則徐從小就顯示出了極好的個人品質。某天，他和同學出去玩，看見一位老太掉了串銅錢在路上，兩人就幫著一道撿，誰知他同學中途用腳踩住一文銅錢，等老太一走，就偷偷地藏進了自己的衣袋。
林則徐看在眼裡，非常不高興。後來他做兩廣總督，那個同學也恰好被分配到了廣東，本以為林則徐會看在老同學面上，給安排個肥缺，不料久無結果。找人一打聽，林則徐很乾脆，說你以前那件事我還記得，「兒時心術如此」，連一文銅錢你都要貪，現在當官了，我決不相信你還會保持廉潔。
這個同學碰了釘子，便托關係改分到了別的省，此後果如林則徐所言，讓他中箭落馬的正是貪污受賄。
林則徐晚年給子孫分家產，三個兒子一人拿到了六千串銅錢。全部銅錢加起來，按銀價折算，還沒一萬兩白銀。要知道，林則徐任官四十年，僅封疆大吏就做過二十年，到老只能留下這點積蓄，稱得上是官場中的奇蹟，所以後來連曾國藩都對他弟弟說，大吏能清廉到這種樣子，「真不易及」，我們這些人很難做到啊！
自古及今，清官都不是判斷好官的唯一標準，林則徐的厲害之處，在於他絕不低於陶澍的實幹作風和能力。
陶澍在考中進士入翰林院後，曾在年輕翰林們中間組織詩社。就是這麼一個文學社團，卻幾乎將道光年間的千里馬都一網打盡了，包括龔自珍、魏源都曾加入過詩社。原因是這個詩社不光討論如何寫詩作賦，還研究「實學」，與道光曾倡導的實政可謂相得益彰。
明清一代，科舉考試皆以「程朱理學」（也稱宋學、新儒學）為正宗，試卷的標準答案都是理學家們所提供的。在高榜得中之前，陶澍這些人也沒有一個敢逾越雷池半步，但是等通過考試，步入社會後，他們馬上就發現自己學過的大道理亦即所謂「義理」，至多可以用來提高一下自身修養，辦事的時候卻百無一用。於是這些聰明人便想到把義理中「內聖外王」的含義拓展開來，猛補惡補社會課，從而以「經世致用」的學問來填補「外王」之不足，這就是清末「實學」的最早起源。
在研究實學的詩社裡面，陶澍居首，林則徐排老二。林則徐是個有心人。早在他坐船進京赴試時，一路上就向人打聽關於漕船的事。別人覺得很奇怪：馬上就要考試了，你不多做做複習題，問這些幹什麼？
當周圍投來疑惑的目光，林則徐只是一聲嘆息：「讀書人什麼事不要留心呢，怎麼可以漠然而視之？」
林則徐和陶澍都想到了一塊兒，漕運、河工、鹽政被稱為帝國「三大政」，「三大政」搞得好不好，直接關係國家興衰，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早期實學乃至實政關注的核心。
有心才能辦事。1831年，道光調林則徐治理黃河，這是「河工」中的重點，也是難點。
要跟黃河對峙，最現成的辦法就是把秸稈，也就是摘了穗的高粱稈堆成一垛一垛，用以防護大堤，但是每年數不清的錢投下去，就是難以見效。林則徐一語中的，說弊端就出在秸稈上，他親自檢查這些秸稈堆，檢查時，不看頭幾層光鮮的，而是專門從裡面幾層抽取秸稈，結果發現全都是雜草和秸根。
林則徐剝絲抽繭，順著秸稈一路追查下去，誰是問題秸稈的提供者，便追究誰的責任。這下子無人再敢造次，只能全都老老實實地把合格秸稈如數送來。
在林則徐之前，奉旨治理黃河的大臣不少，但沒有誰能有這樣的見識，也沒有誰可以做得如此精細，加上出任督撫期間的其他出色政績，林則徐很快就得到了皇帝的關注和認可。
無論陶澍還是林則徐，對禁煙的態度都很堅決，時任湖廣總督的林則徐在緝拿煙販、收繳煙具方面，更被視為地方上的楷模。當道光就禁煙一事遍詢諸臣時，林則徐上書請用重典，並斷言：「此禍不除，十年之後，不惟無可籌之餉，且無可用之兵！」這句話第一時間就得到了道光的共鳴，他下令林則徐即刻晉京面聖。
進京之後，道光連續十九次召見林則徐，每次召見，都特准在紫禁城內騎馬。在紫禁城內騎馬是清代皇帝給予重臣的一個特殊禮遇，其本意確是要讓大臣騎馬代步，但後來考慮到能得此禮遇的臣僚多數已經一把年紀，光是跨上馬背就不容易，同時紫禁城內守衛森嚴，怕就怕把馬給驚了，弄得秩序一團糟，所以實際操作中是大臣坐在一個小椅子上，由兩個侍從抬著入朝。
除了把林則徐抬入朝中外，正式交談時，道光還讓人在地面鋪上了氈墊。前者從乾隆起即有先例，後者卻是大清開國以來從來沒有見過的，不唯一般大臣享受不到，就連曹振鏞這樣七老八十，走路都要打晃的三朝元老，也只有旁邊看看的份兒。
當然待遇跟責任也是相匹配的，給你多高的待遇，你就要準備承擔多大的責任。道光此時已把鴉片視為「中國一大患」，他把除患的使命交給了林則徐：「我現在任命你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查辦，以便正本清源，將鴉片斬草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