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個看慣了軍裝和制服的人來說，偵查員的西服顯得有點古怪。不過他的臉倒顯得毫無特色，黃巴巴的，沒有血色，司令部的少校和政工人員中有不少這種臉。
開頭幾個問題回答得很輕鬆，甚至很愉快，彷彿其餘的問題也會像姓名和父稱一樣簡單明了。
被捕者回答得很匆忙，大概想幫偵查員把問題弄清楚。然而偵查員對他一無所知。他們之間隔著一張辦公桌，卻沒有隔斷他們的聯繫。他們兩人都是黨員，都繳納黨費，都看過電影《夏伯陽》，都在黨中央聽取過指示，在「五一」節前幾天，他們都曾被派到工廠去作過報告。
偵查員提了一大堆無關緊要的問題。被捕者心裡越發安定了。他們很快就要談到問題的實質，他會解釋自己如何帶領人們突圍的。
問題終於弄清楚了。坐在桌前的這個人沒有刮臉，軍便服的領子敞開著，扣子被揪了下來，這個人有姓名和父稱，生於秋天，就民族而言他是俄羅斯人，參加過兩次世界大戰、一次國內戰爭，沒有參加過反動組織，沒有受過法庭審訊，加入聯共（布）已二十五年，曾被選為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代表、太平洋地區工會代表大會代表，沒有得過勳章和獎勵的武器……
一想到突圍，想到那些隨同他轉戰於白俄羅斯沼澤地和烏克蘭田野的人們，克雷莫夫便緊張起來。
他們中間有誰被捕了，誰在受審時喪失了意志和良心？一個突如其來的問題使得克雷莫夫吃了一驚，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與那次突圍毫無關係。
「請問您是什麼時候同弗里茨·哈根認識的？」
他沉默良久，然後答道：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是在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在托姆斯基的辦公室同他認識的。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是在1927年春天。」
偵查員點了點頭，彷彿他了解這段塵封的往事。
然後他嘆了一口氣，打開那隻寫著「永久保存」字樣的公文夾，不慌不忙地解開上面的白色絛帶，開始翻看那些寫滿字的活頁紙。克雷莫夫模模糊糊地看見用不同顏色的墨水寫的材料，還有一些列印的材料，每隔一兩行便有幾行用紅鉛筆、藍鉛筆和普通的石墨鉛筆草草寫成的簡略批語。
偵查員一頁頁地慢慢翻看著，好像大學裡的優等生在翻閱一本教科書，預先知道這門課他已從頭至尾認真鑽研過似的。
他偶爾打量克雷莫夫一眼。這時他成了一位畫家，正在對照模特兒察看畫得是否相似：外部線條、氣質、心靈的鏡子——眼睛……
他的目光變得十分冷淡。他那張臉本來平平常常，1937年以後，克雷莫夫經常在區委、州委、區警察局、圖書館和出版社遇見這種面孔，可是這張臉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平淡。克雷莫夫覺得，他全身由一些單個的方塊拼成，但這些方塊沒有拼成一個完整的人體。一隻方塊上長著眼睛，另一隻方塊上長著慢慢划動的胳膊，第三隻方塊上長著提問題的嘴巴……這些方塊混在一起，失去了比例，嘴巴變得特大，眼睛長在嘴巴下面布滿皺紋的額頭上，而額頭卻長在下巴的位置上。
「嗯，就這樣吧。」偵查員說。這時他的面孔又恢複了人形。他合上公文夾，彎彎曲曲的線繩露在外面。他忘記系線繩了。
「像一隻解開了鞋帶的皮鞋。」這個受盡屈辱的人心想。
「共產國際。」偵查員用莊重的語氣緩慢地說，然後又用普通的語氣補充：「尼古拉·克雷莫夫，共產國際的工作人員。」接著他又用莊重的語氣緩慢地說：「第三共產國際。」
然後他默默地沉思了好久。
「啊，這個風流娘兒們穆西卡·格林貝格！」偵查員突然活潑而狡猾地說，那口吻像男子漢們在隨便聊天。克雷莫夫大為難堪，心慌意亂，臉漲得通紅。
確有其事！不過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至今感到羞愧。他那時好像已經愛上了葉尼婭。他好像是下班之後去看一個老朋友，打算向他還債，好像是出差前向他借了一筆路費。後來的一切他記得清清楚楚。康斯坦丁不在家。可他從來沒喜歡過她，由於不停地抽煙，她的嗓音低沉，時常用十分自信的口吻評論一切。她在哲學研究所擔任黨委副書記，的確長得很漂亮，像俗話說的，是個出色的娘兒們。是啊，他在長沙發上摟抱了康斯坦丁的老婆，後來又同她會了兩次面……
一小時之前他還以為，這個從農村地區提拔上來的偵查員對他的情況一無所知。然而時間慢慢過去了，偵查員還在盤問與克雷莫夫共過事的那些外國共產黨員的情況，他知道他們的小名、諢號，知道他們的妻子和情婦的名字。從他掌握的大量材料來看，的確有某種不祥的預兆。即使他克雷莫夫是個了不起的大人物，他的話對歷史來說句句重要，也不值得把這麼多皮毛小事錄進這隻公文夾啊。
然而，不存在什麼皮毛小事。
不管他走到哪裡，都會留下他的足跡，隨從們寸步不離地跟著他，記下了他的生活。
對某個同志所做的帶譏笑意味的評語，對讀過的某一本書的評價，生日酒宴上詼諧的祝酒詞，三分鐘的電話，他寫給會議主席團的尖銳的紙條，全都收集在這隻帶線繩的公文夾里。
他的言論和行動被收集起來，烘乾之後製成一套豐富的標本。那些不懷好意的手指孜孜不倦地收集著荒草、蕁麻、飛廉、濱藜……
偉大的國家居然對他與穆西卡·格林貝格的風流韻事感興趣。那些微不足道的詞句、皮毛小事，同他的信念交織一起，他對葉尼婭的愛情毫無意義，而那些偶然的無聊的男女關係卻非同小可，他已分不清什麼是主要的，什麼是皮毛小事了。看來，他所說的那句對斯大林的哲學知識的不恭敬的話，比他十年中夜以繼日從事的黨的工作還重要。1932年，他在洛佐夫斯基的辦公室同一位來自德國的同志談話時，真的說過蘇聯工會運動中國家意識太多、無產階級意識太少嗎？顯然是那位同志告的密。
然而，我的天哪，全是謊言！黏糊糊的易碎的蜘蛛網鑽進他的嘴巴里、鼻孔里。
「您要明白，偵查員同志。」
「稱呼偵查員公民。」
「是的，是的，公民。要知道這是欺騙，是個人成見。我在黨內工作了四分之一世紀。1917年我發動過士兵暴動。我在中國工作了四年。我日以繼夜地工作。認識我的人不計其數……衛國戰爭開始後我志願上了前線，在最困難的時刻人們相信我，願意跟我走……我……」
偵查員問道：
「怎麼，您是到這裡領獎狀來了？您這是在填寫獎勵表吧？」
他的確不是為了謀求一張獎狀。
偵查員搖了搖頭，說：
「還埋怨妻子沒有來送東西。就您這樣的丈夫！」
這番話他是在牢房裡對博戈列耶夫說的。我的天哪！卡采涅林博根曾用開玩笑的口吻對他說：「一個希臘人預言說，萬物皆流逝，而我們斷言，所有人都告密。」
他的全部生活進入這隻帶線繩的公文夾之後，便失去了它的規模、長度和比例……這一切混作一團灰溜溜、黏糊糊的東西，連他自己也弄糊塗了。他曾在令人難以忍受的潮濕悶熱的上海從事了四年超強度的地下工作，在斯大林格勒組織渡河，他具有堅定的革命信念，不知是這些東西重要呢，還是他在「松林」療養院就蘇聯報紙內容貧乏，對一個不太熟悉的文學研究家說的那幾句氣話重要。
偵查員用親熱的口吻溫和地低聲問道：
「現在請您給我說說，法西斯分子哈根是如何吸收您當間諜，要您從事破壞活動的。」
「難道您當真……」
「克雷莫夫，別裝傻啦。您自己看見了，我們對您經歷的每一步都了如指掌。」
「正因為如此……」
「別再裝糊塗了，克雷莫夫，您騙不了安全機關。」
「是的，可這些東西全是謊言！」
「請別激動，克雷莫夫。我們有哈根的供詞。他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並且交代了您與他的罪惡聯繫。」
「您就是向我出示十份哈根的供詞也沒用。這些供詞是偽造的！是夢話！既然你們有哈根的這些供詞，為什麼還要相信我這個特務、間諜，為什麼還讓我當軍隊的政委，帶領人們去打仗呢？當時您在什麼地方，您為什麼不管呢？」
「怎麼，是叫您到這裡來教訓我們的？難道應該由您來領導安全機關的工作？」
「這和領導、教訓有什麼關係！關鍵是要符合邏輯。我了解哈根。他不可能說他吸收我當了間諜。不可能！」
「他為什麼不可能做這種事呢？」
「他是共產黨員，是革命鬥士。」
偵查員問道：
「您永遠相信這一點？」
「是的。」克雷莫夫答道，「永遠相信！」
偵查員連連點頭，一頁頁地翻看著案卷，慌亂地重複著：「既然永遠相信，那麼情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