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尼婭在塗滿星條狀防護色的大劇院旁邊下了無軌電車，沿著庫茲涅茨橋大街向上走去。路旁便是藝術基金會的展覽館，她熟悉的一些畫家戰前在這裡舉辦過畫展，她的畫也曾在這裡展出。現在路過這裡，她竟沒有記起這些往事。
一種古怪的感覺籠罩著她。她的生活像算命的吉卜賽女人洗過的一副紙牌。莫斯科突然出現在她的眼前。
她遠遠望見盧布揚卡那座大樓的深灰色花崗岩牆壁。
「你好，科利亞 。」她在心裡喊道。也許克雷莫夫預感到她的到來，情緒很激動，卻不明白他為什麼會如此激動。
過去的命運成了她新的命運。那種似乎永遠成為過去的事情成了她的未來。
那間新建的窗戶臨街的寬敞接待室關閉了，來訪者都擠在一間破舊的接待室里等候接見。
她走進那座骯髒的庭院，順著破舊的牆壁朝那扇虛掩的房門走去。接待室里的一切看上去都極為平常：幾張帶著墨水污點的桌子，牆邊擺著幾張木頭沙發，幾個帶木頭窗檯的小窗。來訪者需要在窗口辦理手續。
看上去，那座牆壁面對盧布揚卡廣場、斯列堅卡大街、福爾卡索夫衚衕、小盧布揚卡街的石砌的大樓，與這間辦公室似乎毫無聯繫。
接待室里擠滿了人。來訪者多半是婦女，分別在各個小窗前排隊等候，有些人坐在靠牆的沙發上，一個戴厚鏡片眼鏡的老頭兒在桌前填一張表格。望著一張張蒼老的、年輕的、男人的和女人的臉，葉尼婭心想，這些人的眼神和嘴角的表情有不少相像之處，假如在街上的有軌電車裡遇見這樣的人，她一定會猜出此人是到庫茲涅茨橋大街24號去。
她走到一個穿紅軍軍裝的年輕警衛面前，不知為什麼她覺得此人不大像紅軍戰士。
警衛問她：
「頭一次來？」他指了指牆上的一扇小窗。
葉尼婭站在隊列里，手裡握著身份證，由於情緒激動，她的手指和掌心變得潮乎乎的。站在她前面的一個戴貝雷帽的女人低聲說：
「如果在內部監獄找不到，就得去馬特羅斯卡亞季什納大街，然後去布蒂爾斯卡亞大街，但那裡是在固定的日子按姓名的字母順序接待。然後去列弗爾托夫軍事監獄，然後再到這裡來。我尋找我兒子，找了一個半月。您已經去過軍事檢察院了嗎？」
隊列移動得很快。葉尼婭心想，這不是好現象，大概答覆極簡短，走走形式而已。但是，當一個服飾華麗的半老女人走近小窗時，出現了暫時的停頓。人們在低聲議論著，說值班員親自去查問情況了，可能電話里說不清楚。那女人站在窗口前面，側身對著隊列里的人們，從她那雙微微眯縫的眼睛和她的表情看來，在這裡她不打算把自己看作與這群可憐巴巴的被鎮壓者親屬同類的人。
隊列很快又向前移動了，一個年輕女人離開窗口時低聲說：
「答覆都一樣：不準送東西。」
站在旁邊的一個女人對葉尼婭解釋：
「看來審訊還沒結束。」
「那麼會面呢？」葉尼婭問道。
「哼，哪裡話！」那女人說，對葉尼婭的無知報之一笑。
葉尼婭從未想過人的脊背會如此真切、敏銳地傳達一個人的精神狀態。走近小窗的人不知為什麼脖頸伸得特別長，肩膀聳起，肩胛骨綳得緊緊的，整個脊背彷彿在喊叫，在哭泣，在哽咽。
葉尼婭與小窗之間只剩下六個人的時候，小窗砰的一聲關上了。宣布暫停二十分鐘。排隊的人在沙發和椅子上坐下來。
這裡有妻子，有母親；有一個上了年紀的工程師，前來查詢坐牢的妻子，他妻子是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的翻譯；一個十年級女學生前來打聽被捕母親的下落，她父親在1937年被判處十年徒刑，剝奪了通信權利；一個瞎眼老太婆是同一住所的女鄰居領來的，前來打聽兒子的消息；還有一個外國女人，俄語說得很不好，是一位德國共產黨員的妻子，她穿一件帶方格的外國大衣，手裡提著一隻花布提包，那雙眼睛很像俄國老太婆的眼睛。
這裡有俄羅斯人、亞美尼亞人、烏克蘭人、猶太人。有個女人是莫斯科郊區的集體農莊莊員。在桌前填表的那個老頭兒原來是季米里亞澤夫學院的教師，他來查詢被捕的孫子。他孫子是個中學生，顯然是因為在娛樂晚會上說話不謹慎而被捕的。
葉尼婭在這二十分鐘聽到和了解到不少事情。
今天的值班員是個好人；在布蒂爾吉監獄，不準給犯人送罐頭，只准許送蔥頭和大蒜，因為這些東西可以防止壞血病；上星期三這裡來過一個人，已經得到身份證，他在布蒂爾吉監獄被關了三年，一次也沒審訊過，最後把他釋放了；從被捕到勞改營一般要關押一年左右；給被捕的人不必送貴重東西，因為在克拉斯諾普列斯尼亞羈押監獄，政治犯和刑事犯關在一起，刑事犯會把他們的東西搶光；不久前這裡來過一個女人，丈夫是個著名的設計工程師，老頭兒被捕的原因是，早在青年時代，他曾與某個女人有過一段短暫的戀愛關係，他給這個女人寄過孩子的撫養費，其實他從未見過這個孩子，後來這孩子長大了，在前線叛變投向德寇，老設計師被判處十年徒刑，因為他是叛國犯的父親；大多數人犯的是第58條第10款的反革命宣傳罪，有的人是因為說話不謹慎，有的人是信口開河……有的人是五一節前被捕的，一般說來節日前被捕的人特別多；這裡曾經來過一個女人，偵查員給她往家裡打電話時，她突然聽見丈夫的聲音……
說來奇怪，在這裡，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接待室里，葉尼婭感到比在柳德米拉家裡洗過澡之後心情安靜一些，輕鬆一些。
一些女人遞送的物品被接受了，她們看起來溢滿幸福。
有人壓低嗓門悄悄對旁邊的人說：
「關於1937年被捕的那些人的情況，他們是憑空捏造。有個女人得到的答覆是：『還活著，在工作。』可她第二次來打聽，還是同一個值班員，給了她一張證明：『已於1939年死亡。』」
就在這時，小窗裡面的那個人抬眼望了望葉尼婭。這人相貌普遍，看樣子是個辦事員，也許他昨天還在消防局上班，只要首長吩咐一聲，明天他就會到獎勵處去填寫表格。
「我想打聽被捕的克雷莫夫·尼古拉·格里高里耶維奇的情況。」葉尼婭說。她覺得，連那些素不相識的人都會聽出她的聲音變了調。
「什麼時候被捕的？」值班員問道。
「十一月。」她回答說。
他遞給她一張查詢表，說：
「填好之後直接交給我，不用排隊，明天來聽候答覆。」
值班員遞給她查詢表時，又抬眼看了看她，這短促的一瞥已不是普通辦事員的目光，而是保安人員特有的聰明的富有記憶力的目光。
她填表的時候，手指直打戰，就像剛才坐在這把椅子上的季米里亞澤夫學院的那位老教師。
在與被捕者的關係一欄里，她填寫了「妻子」。並在這兩個字下面畫了一道粗線，以示強調。
她把填好的表格交回之後，便在沙發上坐下來，把身份證放進手提包里。過了一會兒，她又把身份證從手提包夾層里取出來，放在另一個夾層里，這樣翻來覆去倒騰了幾次，她知道，她不願意離開這些排隊的人。
此刻，她只有一個願望，那就是讓克雷莫夫知道她在這裡，知道她為了他而拋棄了一切，知道她是為他而來。
只要能讓他知道她在這裡，在他身邊，她就心滿意足了。
她沿著街道離去時，已是黃昏時分。她生活的大部分時間是在這個城市裡度過的，但是那種生活好像距離現在已十分遙遠，那些畫展、劇院、飯店裡的午餐，到別墅去小住，交響樂音樂會，這一切好像不曾是她生活中的事。斯大林格勒，古比雪夫，諾維科夫那張漂亮的，有時她覺得像天使般俊美的臉都已從她的生活中消失。現在，只剩下庫茲涅茨橋大街24號那間接待室了。她覺得自己是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裡，走在陌生的街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