牆報上出現那篇文章後，幾天過去了。實驗室里的工作一如既往地繼續著。斯特拉姆時而神色沮喪，時而精神振奮，精力充沛，在實驗室里踱來踱去，手指飛快地在窗檯和金屬罩上彈奏著自己心愛的樂曲。
他開玩笑說，大概研究所里開始流行近視眼，一些熟人與他面對面相遇，竟沉思著走過去，連個招呼也不打。古列維奇大老遠看見斯特拉姆，也裝出沉思默想的樣子，匆匆走到街道另一側，在一張海報前停下來。為了觀察他的舉動，斯特拉姆回頭望了一眼，在同一時刻，古列維奇也回頭望了望，他們的目光相遇了。古列維奇做了一個既吃驚又高興的姿勢，點了點頭。這一切都令人不愉快。
斯韋欽見到斯特拉姆時，照常同他打招呼，故意用腳跟蹭地發出嚓的一聲，但他的表情此刻卻變得莊重而嚴厲，像歡迎一個不友好國家的大使。
斯特拉姆暗中計算著：誰沒有理睬他？誰點了一下頭？誰同他握手問好？
回到家裡，頭一件事便是問妻子：
「有人來過電話嗎？」
柳德米拉通常回答說：
「如果不算瑪麗婭·伊萬諾夫娜，那麼誰也沒來過電話。」
柳德米拉知道她這樣回答之後丈夫會提什麼問題，於是又補充：
「馬季亞羅夫暫時沒有來信。」
「你應該明白，」他說，「那些天天來電話的人，偶爾還會打電話來的；那些偶爾來一次電話的人，恐怕再不會來電話了。」
他覺得家裡人對他的態度也有些反常。有一次，娜佳從正在喝茶的父親身邊走過，竟沒有同他打招呼。
斯特拉姆粗暴地向女兒喊道：
「為什麼不打個招呼？你以為我不是活物？」
此刻，他的臉色大概非常可憐，滿布痛苦，娜佳知道他心情不佳，就沒有再說無禮的話，連忙對他說：
「好爸爸，親愛的，原諒我吧。」
就在這同一天，他問女兒：
「聽我說，娜佳，你還在繼續同你那位統帥會面嗎？」
她聳了聳肩，沒有回答。
「我正想提醒你。」他說，「千萬別同他談政治問題，不要讓人在這方面抓住把柄來攻擊我。」
娜佳沒有搶白，而是溫和地說：
「你儘管放心，爸爸。」
早晨，斯特拉姆一走近研究所，便開始四面張望，一會兒放慢腳步，一會兒加快步速。他發現走廊里空無一人，便匆匆忙忙地低著頭走過去，要是什麼地方的門突然打開，他的心會馬上縮緊。
終於走進了實驗室，他氣喘吁吁，像一個在炮火橫飛的戰場上跑向自己戰壕的士兵。有一次，薩沃斯季亞諾夫到房間里來找他，對他說：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我請求您，我們大家都請求您，寫一封悔過信吧，承認錯誤吧，我向您保證，這會有用的。您好好想想，不謙虛地說，您正面臨著一項偉大的工作，我們科學界的有生力量都滿懷希望地望著您，在這種時候，突然間一切都得停頓下來。寫一封悔過信，承認自己的錯誤吧。」
「叫我悔什麼過，錯在哪裡？」斯特拉姆說。
「哎呀，還不是都一樣，要知道，大家都是這麼做的——文學界，科學界，黨的領袖們，就在您所喜歡的音樂界，肖斯塔科維奇也承認了錯誤，也在寫悔過信，悔過之後，滿不在乎地繼續工作。」
「可是我究竟應該悔什麼過，向誰悔過？」
「寫給所委會，寫給黨中央。這並不重要，寫給哪兒都行。重要的是您悔過。隨便寫點什麼，譬如『我承認自己的過錯，曲解了一些東西，願意改正，意識到了』，就這麼寫，您要知道，已經有了固定格式。主要的是這樣做有用，向來如此！」
薩沃斯季亞諾夫那雙總是充滿著笑意的快樂的眼睛變得嚴肅起來，似乎連眼睛的顏色也與往日不同。
「謝謝，謝謝，我親愛的。」斯特拉姆說，「您的友誼令我感動。」
過了一個小時，索科洛夫對他說：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下周學術委員會召開擴大會議，我認為您應該在會上發言。」
「談什麼問題呢？」斯特拉姆問道。
「我覺得您應該作些解釋，簡言之，就是承認錯誤。」
斯特拉姆在房間里踱起步來，他突然在窗前停下，望著院子說：
「彼得·拉夫連季耶維奇，也許寫封悔過信更好些？總比當眾打自己的嘴巴好受些。」
「不，我認為您應該發個言。昨天我同斯韋欽談過，他向我暗示，那邊，」他含含糊糊地向門楣上方指了指，「想要的是您的發言，而不是寫悔過信。」
斯特拉姆陡然向他轉過身來，說：
「我既不發言，也不寫悔過信。」
索科洛夫像精神病醫生對待病人那樣用耐心的語氣說：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從您現在的處境來看，沉默就意味著自取滅亡，強加在您頭上的是政治罪名。」
「您明白我最苦惱的是什麼嗎？」斯特拉姆說，「為什麼在舉國歡慶勝利的日子裡我卻遇上了這些事？也許某個心懷叵測的人會說我看蘇維埃政權末日來臨，就公開跳出來反對列寧主義原則。說我是莫里茲 ，喜歡揭人短處。」
「我聽到過這種意見。」索科洛夫說。
「不，不，去他的吧！」斯特拉姆說，「我不悔過！」
夜裡，他躲在自己房間里，反鎖著門，開始寫悔過信。寫好之後，感到羞愧難當，就把它撕碎了，馬上又動手起草在學術委員會上的發言稿。他把發言稿重讀一遍，拍了一下桌子，立刻將它撕碎了。
「就這麼辦，算了！」他出聲地說，「聽天由命吧。讓他們送我去坐牢吧。」
他一動不動地坐了一會兒，體驗著自己的最後決定。後來他突然想到，他應該寫一封悔過信預備著，假如拿定主意要悔過，就把它交出去，反正這封信絲毫無損於他的尊嚴。誰也看不到這封信，神不知鬼不覺。
他一個人待在房間里，房門緊鎖，周圍的人都睡了，窗外一片沉寂，既沒有汽車喇叭聲，也沒有來往車輛的嗚嗚聲。
然而，一種無形的力量壓迫著他。他感到這種力量像催眠術似的支配著他，強迫他按照它的意願去思考，根據它的思路去寫。這種力量潛伏在他心中，有時使他心裡發毛，有時在瓦解著他的意志，甚至在干預他對妻子和女兒的態度。他回憶過去和思索青年時代的往事時，也擺脫不了這種力量的控制。他感覺到自己智力有限，是個毫無趣味的人，談起話來既枯燥又啰唆，使周圍的人感到厭倦。甚至他的工作也顯得異常乏味，似乎蒙上了一層灰塵，不再使他感到鼓舞和喜悅了。
只有那些不曾親身感受過這種壓力的人，才會對屈服於這種壓力的人感到奇怪。對那些親身感受過這種壓力的人來說，如果有誰能夠流露出片刻的憤怒，哪怕是盛怒之下蹦出一句話，匆匆做一個怯生生的、表示抗議的動作，那才真正叫人奇怪呢。
斯特拉姆寫悔過信是為了給自己看，他準備把這封信藏起來，不給任何人看，同時他心裡明白，說不定他真的會用上這封信，就暫時放在這裡吧。
早晨喝茶的時候，他不時地看錶。該到實驗室去了。一種令人麻木的孤獨感籠罩著他。他覺得，在他的生命終結之前，誰也不會來看他，誰也不會再給他打電話，這不僅僅是因為怕受牽連。人們之所以不來電話，是因為他枯燥無味，毫無才華。
「不用說，昨天誰也沒打電話找我吧？」他對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說，接著他又朗誦「我獨立窗前，既不等候客人，也不等候朋友……」
「我忘記告訴你了，切佩任回來了，他打電話說想見見你。」
「噢？」斯特拉姆說，「這件事你怎麼能不告訴我呢？」他的手指在桌子上敲打著，彈奏起一支莊嚴的樂曲。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走到窗前，只見斯特拉姆不慌不忙地走著，高高的個子，背有點兒駝，有時揮動一下公文包。她知道，他正在想著同切佩任會面的事，正在歡迎他，同他談話。
這幾天，她可憐丈夫，一直對他放心不下，但她同時又想著他的缺點，主要是他的利己主義。
剛才他還在朗誦「我獨立窗前，不等候朋友」。現在他到實驗室去了，在那裡人們圍著他，那裡有他的工作；晚上他要去看望切佩任，大概十二點以前不會回來。他沒有想到，在這空蕩蕩的住所里，她要獨自待一整天，她獨自站在窗前，身邊一個人也沒有。正像他所朗誦的，既不等候客人，也不等候朋友。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到廚房洗碗去了。這天早晨，她心裡非常難過。瑪麗婭·伊萬諾夫娜今天不會來電話了，她要去沙波洛夫卡看望姐姐。
娜佳也叫人放心不下，她總是沉默，不顧父母阻止，晚上照常出去閑逛。維克托一天到晚忙自己的事，一點空閑也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