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20

疏散到後方的莫斯科人準備登上歸程,對他們來說,擺脫疏散地的生活恐怕比重返莫斯科還令人高興。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塔什干、克拉斯諾雅爾斯克 的街道和房舍,秋夜的群星,麵包的味道,這一切如今都變得令人厭惡。

如果讀到蘇聯情報局發布的勝利戰報,他們就說:

「這下好了,我們不久就能回去了。」

如果讀到令人不安的戰報,就說:

「唉,不再批准家屬回去探親了。」

於是就出現很多傳聞,說那些沒有通行證卻能回莫斯科的人開始乘坐的是遠途列車,然後換乘工作人員的列車,然後改乘沒有攔截人員的電氣火車。

人們已經忘記,1941年10月他們在莫斯科度日如年。那時候,莫斯科人匆匆離開令人不安的故城,前往韃靼共和國、烏茲別克等安全地帶,人們曾以何等羨慕的眼光望著他們……

人們已經忘記,在1941年10月那些不幸的日子裡,一些沒有爬上疏散列車的人,扔掉皮箱和包袱,步行前往扎戈爾斯克 ,一心要逃離莫斯科。現在人們卻準備扔下財物、拋棄工作和安排得很好的生活,步行去莫斯科,一心要離開疏散地。

這兩種截然相反的精神狀態,迫不及待地離開莫斯科和熱切嚮往莫斯科,實質上反映了過去一年的戰爭改變了人們的意識,人們對德國人的迷信和恐懼已變為對俄羅斯蘇維埃力量的優勢地位的信心。

十一月下半月,蘇聯情報局公布了蘇軍在符拉迪高加索(即奧爾忠尼啟則)地區打擊德國法西斯部隊的消息,然後公布了蘇軍在斯大林格勒地區勝利進攻的消息。在兩周之內,播音員九次宣布:「在最近一個小時……我軍繼續進攻……再次打擊敵人……我們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粉碎了敵軍的抵抗,突破敵軍在頓河東岸的新防線……我軍繼續進攻,乘勝推進10至20公里……部署在頓河中游的我軍部隊最近幾天內轉入對德國法西斯部隊的進攻……部署在頓河中游地區的我軍部隊繼續進攻……我軍駐北高加索部隊發起進攻……我軍在斯大林格勒西南方向再次發起突擊……我軍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發起進攻……」

1943年新年前夕,蘇聯情報局公布了一則消息,「我軍在斯大林格勒要衝地帶進行了為期6周的進攻戰總結」。介紹了蘇軍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包圍德國集團軍的情況。

這個消息本來像斯大林格勒進攻戰的準備階段一樣嚴格保密,在公布這個消息之前,人們的意識已發生悄悄的變化,人們開始以全新的眼光看待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在斯大林格勒進攻戰結束之後,人們潛意識中發生的這種新變化第一次公開化了,宣告了自己的存在。

人們意識上發生的變化,與莫斯科保衛戰取得勝利的日子裡人們的思想轉變是有區別的,儘管表面看來二者沒有什麼不同。

區別在於,莫斯科保衛戰的勝利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德國人的看法。1941年12月,人們對德軍的迷信態度不復存在了。

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和斯大林格勒進攻戰,增強了蘇聯軍民新的自我意識。俄羅斯蘇維埃人民開始重新理解自己,開始以新的態度對待不同民族的人民。俄國歷史作為一部俄國榮譽史為人們所接受,而不再是俄國農民和工人的苦難和屈辱史。民族觀念已由形式因素轉變為內容,成為理解現實世界的新的基礎。

在莫斯科保衛戰取得勝利的日子裡,戰前的舊的思想準則和舊的觀念仍在起作用。

對戰爭中的各種事件的重新理解,使人意識到俄國軍隊和俄羅斯國家的力量,乃是一個漫長而廣闊的進程的一部分。

這一進程在戰前很早就開始了,但它主要不是發生在人們的意識中,而是發生在人們的潛意識中。

農村集體化、工業化、1937年,這三個重大事件和時間成為人們重新理解生活和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奠基石。

這些事件和1917年十月革命一樣,使廣大居民階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變化伴隨著對人的肉體的消滅。這種消滅的規模不小於甚至大於清除俄國貴族階級和工商資產階級時期,對人的肉體消滅的規模。

斯大林領導的這些事件,標誌著新型的蘇維埃國家的建設者們在一個國家實行的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取得的勝利。這些事件是十月革命的必然結果。

然而,在集體化、工業化時期取勝並且幾乎更換了全體領導幹部的新秩序,卻不想放棄舊的思想方式和觀念,儘管這些思想方式和觀念對新秩序來說失去了新鮮內容。新秩序使用了起源於革命前的社會民主黨多數派形成的舊的觀念和習慣用語。新秩序的基礎乃是它的國家民族性。

戰爭加快了早在革命前就潛在著的重新理解現實的進程,促進了民族意識的出現,「俄羅斯的」一詞又具有了活的內容。

最初,在撤退時期,這個詞多半與一些貶義詞連用,如「俄羅斯的落後」、「俄羅斯的混亂」、「俄羅斯的泥濘道路」、「俄羅斯人的僥倖心理」……但是,民族意識出現之後,便等待著戰爭勝利日的到來。

國家也開始走向新範疇的自我意識。

在人民遭受苦難的日子裡,民族意識表現為一種強大而卓越的力量。在這一時期,人民的民族意識之所以卓越,是因為它是人所共有的,而不是因為它是民族的。這是通過民族意識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人的尊嚴,人對自由的忠誠,人對善的信仰。

但是,在災難年代覺醒起來的民族意識的發展形式是多種多樣的。

毫無異議,保護機關集體不受世界主義者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侵害的幹部處長,和捍衛斯大林格勒的紅軍戰士表現出不同的民族意識。

蘇聯是一個大國,它的現實自然要把民族意識的覺醒與國家在戰後生活中面臨的任務聯繫起來,這些任務就是,為民族主權思想而鬥爭,在生活的各個領域確立蘇維埃俄國的主權觀念。

這些任務不是在戰爭期間和戰後年代突然出現的,早在戰前,當農村集體化、國家重工業的建立,大批新幹部就職,標誌著斯大林在一個國家建成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時候,這些任務就出現了。

俄國社會民主的胎記被清除掉了。

正是在斯大林格勒轉折時期,當斯大林格勒的火光成為黑暗王國唯一的自由信號的時候,這種重新認識過程就公開開始了。

在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期間,事物發展的邏輯導致人民戰爭達到自己的最高潮。正是在斯大林格勒轉折時期,斯大林才有機會公開宣布國家民族主義的思想體系,這也是合乎事物發展的邏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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