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5

在戰前,克雷莫夫有一次夜間路過盧布揚卡大街。他望著這座徹夜不眠的大樓,猜測人們在燈火通明的窗戶後面做些什麼。在這座內部監獄裡,被捕的人往往要關押八個月、一年或一年半,需要經歷偵查和審訊。然後被捕者的親屬開始收到從勞改營寄來的信,於是出現了科米、薩列哈德、諾利爾斯克、馬加丹、沃爾庫塔、科雷馬、庫茲涅茨克、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卡拉日達、納加耶沃海灣一類的地名……

然而,成千上萬的人一旦進了這座內部監獄,便永遠消失了。檢察機關通知親屬,說這些人被判處十年徒刑,剝奪通信權利,但勞改營里卻沒有這批囚犯。看來,十年徒刑、剝奪通信權利便意味著槍斃。

囚犯從勞改營寫信說,感覺良好,生活很溫暖,如果可能的話,請寄點蔥頭和大蒜。有人向親屬解釋說,要蔥頭和大蒜是為了預防壞血病。對於在刑訊牢獄裡度過的那段時光,從來無人在信中提到過。

1937年夏天的夜晚,走在盧布揚卡大街和共青團衚衕,令人毛骨悚然。夜幕低垂。令人窒息的街道空寂無人。黑魆魆的樓房矗立著,窗戶洞開,樓房裡擠滿了人,但整座樓卻顯得死氣沉沉。這座寂靜的樓房卻並不平靜。蒙著白窗帷的窗戶里燈火通明、人影晃動,大門口不時響起砰砰的汽車關門聲,車燈忽閃忽閃的。彷彿這個巨大的城市全部處在盧布揚卡閃閃發光的玻璃窗口的監視之下。他腦海里出現一些熟人的面孔。他同他們之間的距離是無法以空間來計量的,衡量這裡的生活要用另一種標準。地面上和天空中都沒有一種力量能夠使你渡過這如同死亡一般可怕的苦海。然而他不在地下,也不在密閉的棺材裡,而在這裡,他是一個活人,他沒有死,他會呼吸,會思索,會哭泣。

汽車不斷運來新的被捕者,數百人、數千人、數萬人消失在這座內部監獄的大門裡,消失在布蒂爾監獄和列佛爾托夫監獄的大門裡。

在區委、人民委員部、軍事部門、檢察機關,在各個托拉斯、醫院、工廠管理處,在工會基層委員會和工廠工會委員會,在各個土地管理處,在細菌學實驗室,在藝術劇院的經理處,在航空設計局,在設計巨大的化學和冶金工廠的研究所,不斷有新的工作人員去接替被捕者的職位。

往往經過一段時間,前來接替被捕的人民敵人、恐怖分子、破壞者職位的人自己也成了敵人、兩面派,並且遭到逮捕。有時委派的第三撥人也是敵人,同樣遭到逮捕。

來自列寧格勒的一個同志悄悄告訴克雷莫夫,他的牢房裡關著列寧格勒一個區委的三位書記。重新任命的每個書記都揭發自己的前任是叛徒和恐怖分子。他們並排躺在同一間牢房裡,彼此之間誰也不恨誰。

有那麼一天,葉尼婭的哥哥米佳也進了這座大樓。當時他腋下夾著妻子為他準備的白包袱,裡面是毛巾、肥皂、兩套內衣、牙刷、襪子和三塊手帕。他走進這個大門時,將黨證上的五位數號碼牢記在心,他不會忘記自己在巴黎商務代表處的辦公桌,不會忘記順路去克里米亞時乘坐的國際列車。在那節車廂里,他明確了同妻子的戀愛關係,當時他一邊喝汽水,一邊懶洋洋地翻看《金驢記》。

當然,米佳一點過錯也沒有。但他還是進了監獄,而克雷莫夫卻安然無事。

有那麼一天,柳德米拉的第一個丈夫阿巴爾丘克也走上這條從自由通向牢房的燈火通明的走廊。阿巴爾丘克去受審,迫不及待地想消除荒唐的誤會……就這樣,五個月、七個月、八個月過去了,阿巴爾丘克的供詞說:「德國軍事情報機關的間諜頭目首次向我提示了暗殺斯大林同志的念頭,是一個地下組織的領導人讓我同他聯繫的,五一遊行之後我們在雅烏茲街心花園談了話,我答應五天後給他最後答覆,我們約好了下次會面的地點……」

這些窗戶後面進行的就是這種奇妙的工作,聽來讓人難以置信。然而,當年白匪軍官向他開槍射擊的時候,阿巴爾丘克卻沒有眨過眼睛。

當然,他是被迫在指控自己的偽證上簽字的。毫無疑問,阿巴爾丘克是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具有堅定的列寧主義信念,他沒有絲毫過錯。但他卻被捕了,卻招了供……而克雷莫夫平安無事,既沒有被逮捕,也沒有被迫招供。

克雷莫夫聽說過造成類似案件的原因。那些向他透露某些情況的人總是小聲提醒他:「不過你要記住,你哪怕對一個人——妻子或母親說出這件事,我就完了。」

有些情況是那些人向他透露的。這種人酒酣耳熱,並且被對方過分自信的蠢話所激怒,突然說出幾句冒失話,立刻就緘口不語,第二天又彷彿漫不經心似的打著呵欠附帶說道:「對了,我昨天好像說了幾句不經心的話,全是胡說八道,你不記得了吧?那就最好了。」

有些情況是朋友們的妻子對他說的,她們去勞改營探望過丈夫。

然而這都是傳聞,流言蜚語,因為克雷莫夫從未遇到過類似的事情。

現在好了。他自己進了監獄,那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荒唐的、毫無理智的事情發生了。那些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白衛軍、神父、富農的鼓動員被捕入獄的時候,他從未想過(甚至一分鐘也沒有想過)這些失去自由、等待判決的人有什麼感覺,他從未想到過他們的妻子兒女和母親。

當然,當炮彈不斷爆炸並且愈來愈近,炸傷的是自己人而不是敵人的時候,他就不那麼冷漠了,因為炸彈傷害的不是敵人,而是蘇維埃人,是共產黨員。

當然,有些人是同輩,是他特別親近的人,他認為他們是布爾什維克,是列寧主義者,他們被投入監獄時,他曾震驚過,曾徹夜不眠,他開始思考斯大林到底有沒有權力剝奪人的自由,折磨他們,槍斃他們。他想過他們所遭受的痛苦,想過他們的妻子和母親遭受的痛苦。要知道他們不是富農,不是白匪,而是布爾什維克,是列寧主義者。

儘管如此,他還是安慰自己,不管怎樣,他克雷莫夫沒有入獄,沒有被流放。他用不著被迫畫供,也沒有遭人誣告。

瞧,終於到了這一天。現在他克雷莫夫,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也鋃鐺入獄。現在既沒有人來安慰他,也沒有必要的說明和解釋。事情就這麼發生了。

有些情況他已有所聞。耳朵、牙齒、鼻孔、赤身裸體者的腹股溝,都成了搜查的目標。然後沿著走廊走去,兩手提著剪下紐扣的歪斜的褲子和長襯褲,既悲慘又可笑。近視眼被沒收了眼鏡,兩眼不安地眯縫著,有時用手揉一揉。一個人一旦進了牢房,就變成了實驗室的耗子。他逐漸形成一套新的條件反射。說話只能用耳語,無論是起床、躺下、解手還是睡覺、做夢,都處在無休無止的監視之下。這裡的一切都極端殘忍,荒謬絕倫,慘無人道。他第一次清楚地了解到,盧布揚卡監獄發生的事情是多麼可怕。要知道,他們折磨的是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克雷莫夫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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