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雷莫夫從小汽車裡走出來，仔細看了看灰暗的盧布揚卡監獄的高牆。一連坐了好多小時飛機，他的頭腦還在嗡嗡作響，一路上飛機引擎的轟鳴、機翼下閃過的長滿莊稼的農田和已經收割過的田野、溪流和森林，以及頭腦中閃過的絕望、信心和憂慮，使他久久不能平靜。
房門打開了，他走進一個充滿著X射線、窒悶的空氣和強光的陰森森的世界，從此開始了沒有戰爭的生活。這種與世隔絕的生活似乎凌駕於戰爭之上。
在這間不透風的空房子里，在聚光燈的強光照射下，有人吩咐他脫光衣服，一個穿白大褂的沉思默想的人在他身上摸索起來。克雷莫夫不時抽搐著，心想，戰爭的轟鳴和殘酷不會妨礙這些不知羞恥的手指有條不紊地觸動。
那個戰死的紅軍戰士，在衝鋒之前寫了一張字條藏在防毒面具里：「我為幸福的蘇維埃生活戰死，家中留下妻子和六個孩子。」那個被燒傷的烏黑油亮的坦克手，一綹綹頭髮貼在他那年輕的頭上。千千萬萬的人民軍隊行進在沼澤和森林裡，用火炮、機關槍打擊敵人……
那些手指仍舊在觸摸著，平靜而有信心，而克雷莫夫政委在炮火中喊道：「怎麼啦，格涅拉洛夫同志，難道您不想保衛蘇維埃祖國！」
「轉過身去，彎腰，伸開腿。」
然後他穿上衣服，敞著軍便服衣領照了正面像和側面像，一張綳著臉，另一張帶著表情。
然後他帶著玩世不恭的表情，認認真真地在一張紙上摁了指印。隨後一個忙碌的工作人員剪掉他褲子上的紐扣，沒收了他的腰帶。
後來他乘坐燈光明亮的電梯上樓，走在鋪著地毯的空寂無人的長走廊上，經過一些帶孔的房門。這是外科門診所的病室——腫瘤外科。空氣暖洋洋的，停滯不動，被強烈的電燈光照得雪亮。這是社會診斷學倫琴射線研究所……
「究竟是誰讓我坐牢的呢？」
在這種令人炫目的窒悶的空氣里是無法思考的。夢幻、現實、囈語、過去、未來交織在一起，他失去了自我感覺……我有過母親嗎？大概沒有母親。有沒有葉尼婭現在無所謂了。松樹梢頭的繁星、橫渡頓河、德國人的綠色信號彈、「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每個房門後面都有人。我寧死做一名共產黨員。米哈伊爾·西多羅維奇·莫斯托夫斯科伊現在在什麼地方。頭腦嗡嗡直叫。莫非格列科夫向我開了一槍？留鬈髮的格里戈里·葉夫謝耶維奇，共產國際主席曾走過這條走廊。這裡的空氣多麼凝重，多麼壓抑，這該死的探照燈光……格列科夫朝我開槍，特別處長打我的嘴巴，德國人朝我開槍，明天為我準備了什麼，我向您起誓，我一點過錯也沒有，最好去解一下小便，十月革命周年紀念時那幫可愛的老頭兒在斯皮里多諾夫家裡唱歌，全俄肅反委員會，全俄肅反委員會，全俄肅反委員會，捷爾任斯基曾是這座樓房的主人，亨里希·亞戈達 ，還有明任斯基 ，後來是彼得堡的無產者尼古拉·伊萬諾維奇 ，小小的個子，一雙綠眼睛，今天是和藹聰明的拉夫連季·帕夫洛維奇 ，當然啦，當然見過面，彼此情投意合，正像我們唱的：「起來，無產者們，為了自己的事業。」我一點過錯也沒有，最好去解一下小便，難道會槍斃我……
走在這箭桿一般直的走廊上真叫人納悶，而生活卻是那樣混亂不堪，坎坷的小道、溝壑、沼澤、溪流、草原的塵土、尚未收割的莊稼，需要你去開闢道路，或者繞行。而命運卻又這麼平直，你沿著這條直線走著，穿過一條條走廊，走廊兩側有許多房門。
克雷莫夫從容不迫地走著，步伐不緊不慢，彷彿哨兵不是跟在他身後，而是走在他前面。
來到盧布揚卡監獄的最初幾分鐘，他有一種新奇的感覺。
「一個由點和線組成的幾何圖形。」摁指印的時候他暗想。他不知為什麼要這樣想，不過，正是這個念頭表達了他所產生的那種新奇的感覺。
產生這種新奇感是因為他失去了自我感覺。假如他要求喝水，馬上就會有人遞給他，假如他心臟病發作突然倒下，醫生會給他做必要的注射，他就不會有這種新奇感了。但他已不再是克雷莫夫，他感覺到這一點，儘管他不明白這是為什麼。他已不再是那個穿衣、吃飯、買電影票、思考、上床睡覺時都能感覺到自己存在的克雷莫夫同志。克雷莫夫無論心靈還是智慧都與眾人不同，他在十月革命前就入了黨，在《共產國際》雜誌上發表過文章，他有許多與眾不同的習慣和癖性，他同共青團員或者莫斯科各區團委的書記們、工人、老黨員、老朋友以及請願者們談話的語調也不同於一般人。他的軀體與人體相似，從舉動和思維看來，他與常人沒什麼差別，但克雷莫夫同志作為一個人的實質，他的人格、尊嚴和自由卻已不復存在。
他被押進一間長方形囚室，鑲木地板擦得乾乾淨淨的，室內擺著四張小鐵床，床鋪收拾得整整齊齊，毯子疊得工工整整，沒有一點皺褶。剎那間，他感覺到那三個人用常人的目光好奇地望了望第四名囚犯。
他們是人，是壞人還是好人，他不知道。他們對他抱有敵意還是漠不關心，他也無從知曉，但不管他們是好是壞，還是漠不關心，這一切表現都是人的表現。
他在指定給他的一張小鐵床上坐下來，那三個人坐在小鐵床上，每人膝蓋上都放著一本打開的書。他們一聲不響地望著他。此時，他感覺業已失去的那種美好而又寶貴的東西又回來了。
其中一人塊頭很大，寬寬的腦門，一頭像貝多芬那樣蓬亂的灰白濃密鬈髮垂在他低矮而又肥胖的額頭上。
另一個人是個老頭兒，兩手慘白慘白的，光禿禿的腦殼和臉龐瘦骨嶙峋，彷彿刻在金屬製品上的淺浮雕，似乎他的靜脈和動脈里流動的是雪，而不是血液。
第三個人坐在與克雷莫夫並排的一張小鐵床上，樣子挺可愛，大概剛剛摘下眼鏡，鼻樑上有一個紅斑，一臉悲傷、善良的表情。他用手指了指房門，露出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然後搖搖頭。克雷莫夫明白了，哨兵正通過監視孔望著他們，應該保持沉默才是。
那個滿頭蓬髮的人首先開了口。
「好吧。」他用懶洋洋的和善口吻說，「讓我代表大家向武裝力量表示歡迎。您打哪兒來，親愛的同志？」
克雷莫夫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
「從斯大林格勒來。」
「哎呀，見到英勇的保衛戰參加者非常高興。歡迎您光臨寒舍。」
「您抽煙嗎？」白臉老頭兒急促地問。
「抽。」克雷莫夫回答說。
老頭兒點了點頭，然後目不轉睛地盯著書本。
這時那位可愛的近視眼鄰居說：
「看來是我讓同志們倒霉了，我說我不抽煙，所以就不發我那份煙葉。」他問道：
「您從斯大林格勒來很久了嗎？」
「今天早晨還在那裡。」
「啊呀呀！」大個子說，「乘道格拉斯號飛機來的？」
「正是。」克雷莫夫回答說。
「請講講斯大林格勒局勢怎麼樣？我們沒來得及訂報紙。」
「您餓了，對嗎？」討人喜歡的近視眼說，「我們都吃過晚飯了。」
「我不餓。」克雷莫夫說，「德國人攻不下斯大林格勒，現在這一點非常清楚。」
「我過去一直堅信這一點。」大個子說。
老頭兒刷一下合上書，問克雷莫夫說：
「看來，您是共產黨員？」
「是的，是共產黨員。」
「輕點，輕點，這裡只能小聲說話。」討人喜歡的近視眼說。
「不能高聲談論是不是黨員。」大個子說。
克雷莫夫覺得此人有些面熟，他突然想起來：他是莫斯科著名的報幕員。有一次克雷莫夫和葉尼婭一起在工會大廈圓柱大廳聽音樂會，在舞台上看見過他。想不到在這裡見面了。
這時牢門打開了，哨兵朝室內望了一眼，問道：
「誰的姓是『K』打頭？」
大個子答道：
「是我，我姓卡采涅林博根。」
他站起來，用巴掌抿了抿蓬亂的頭髮，然後不慌不忙地朝門口走去。
「是去受審。」討人喜歡的鄰居低聲說。
「為什麼是『K』打頭？」
「這是習慣用語。前天哨兵來叫他，說：這裡誰是『K』打頭的卡采涅林博根，非常可笑。一個怪人。」
「是啊，我們都嘲笑他。」老頭兒說。
「你自己是怎麼落到這個地步的，老會計師？」克雷莫夫心想，「我的姓也是『K』打頭。」
囚犯們開始鋪床睡覺了，強烈的燈光繼續照射著，克雷莫夫感覺到，當他解包腳布、提襯褲、撓胸脯時大概有人在瞭望孔里監視他。這裡的燈光很特別，它不是供囚犯們照明用的，而是為了讓監視他們的人看得更清楚。假如在黑暗中監視他們更方便，他們準會被關進黑暗牢房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