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赫梅利科夫有時打心眼裡對自己的工作充滿恐懼，晚上躺在木板床上，聽著特羅菲姆·茹琴科的笑聲，便覺得驚慌不安，毛骨悚然。
茹琴科那雙插上德國人毒氣室門閂的手，手指又長又粗，好像經常不洗，當他伸手從盤子里抓麵包時總讓人覺得噁心。
茹琴科一去上早班，等候從鐵道那邊過來的長隊時，心裡便感受到一種幸福的激動。人們排著縱隊往前移動的速度，在他看來慢得無法忍受，他老遠就扯著尖嗓子抱怨起來，他的上下顎輕輕顫抖，猶如一頭透過玻璃窗注視著一群小麻雀的貓。
對赫梅利科夫來說，此人是令他不安的根。當然赫梅利科夫也酗酒，喝得醉醺醺時也到等候進毒氣室的隊伍里找娘兒們胡鬧。有個通道，通過它，監察隊的工作人員可以進到澡堂的脫衣間挑選女人。男人總歸是男人。赫梅利科夫只挑姑娘，把她領到棚屋的隔間里，半小時後再把她領回來交給警衛。他默不作聲，女人也默不作聲。他來這裡不是為了女人和美酒，不是為了華達呢馬褲和派頭十足的鉻鞣革皮靴。
1941年7月的一天他被俘了。他挨過揍他的脖子和頭部的槍托，他得過赤痢，穿著破靴子被趕到雪地里，他喝過油漬斑斑的濁水，他從死馬身上撕下一片片顏色發黑的臭肉充饑，他貪饞地吞食腐爛的蕪菁甘藍和土豆皮。他只選擇一樣東西，那就是生存，其他的什麼也不想。他曾十幾次死裡逃生，從飢餓和嚴寒中掙扎過來。他不願死於痢疾，他不願腦袋裡挨顆九克重的子彈而倒下，他不願在順著腿肚往上漲的水裡把自己泡腫憋死。他不是犯人，他是刻赤城裡的理髮師，從來沒有誰把他想得很壞，無論是親屬、同院的左鄰右舍、工長，還是一起喝酒吃熏鯔魚的熟人和在家裡玩牌的老朋友。他想，他同茹琴科毫無共同之處。但有時候他覺得，他同茹琴科之間的區別只在一些無關緊要的小事上。對上帝和人，他們以什麼樣的情感去幹活，這重要嗎，有的人幹得有滋有味，有的人幹得並不快活，可都是同樣在活。
但他並不明白，茹琴科讓他感到惶恐不安，並不是因為茹琴科比他更有罪。茹琴科令他感到可怕的，是他用可怖的天生變態來證明他是無罪的。可他赫梅利科夫不是變態的怪物，他是個人。
他模模糊糊知道，在法西斯主義時期，想成為一個人，最好是選擇死，這比賴活著更輕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