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佳，媽媽剛回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說。
亞歷山德拉·弗拉基米羅夫娜肩上披著圍巾坐在桌旁，她把一杯茶移過來又馬上推開說：
「哦，我剛同一個人談過話，他在戰爭前夕見過米佳。」
她很激動，因此用十分平靜且從容不迫的語調談起來。前幾天有個老鄉來找她車間化驗室同事的鄰居，同事有次當著他的面偶然提到了亞歷山德拉·弗拉基米羅夫娜的姓名。於是來人問，亞歷山德拉·弗拉基米羅夫娜是否有個叫德米特里的親戚。
亞歷山德拉·弗拉基米羅夫娜下班後到了女化驗員家裡，在那裡了解到此人不久前剛從勞改營釋放，他原先是個校對員，判坐七年牢是因為在一篇報紙的社論中，排字工人把斯大林同志的姓排錯了一個字母，他沒有校出來。戰爭前夕，他因破壞紀律被從科米自治共和國的一個勞改營轉到遠東湖泊區勞改營群中的一個秘密勞改營。在那裡，沙波什尼科夫跟他住在一個棚屋裡。
「他一說，我就明白是米佳。他說，他躺在板床上，一個勁兒吹口哨——『小黃雀、斑海雀，你在哪兒？……』被捕前，米佳來過我這裡，我問過他許多問題，他都報以一笑，只是吹小黃雀的曲子。晚上那人該乘卡車上萊舍沃，他一家人住在那兒。他說米佳病了，得了壞血病，心臟也不好。他說米佳不相信他能獲得自由。米佳同他說起過我和謝廖扎。米佳在伙房幹活，這是個好活計。」
「是呀，為了干這個活計，他得上完兩所大學。」斯特拉姆說。
「這事不保險，要是他是個暗地裡派來的姦細呢？」柳德米拉說。
「誰需要來挑唆一個老太婆？」
「可他們對在大機關工作的維克托感興趣啊。」
「得了，柳德米拉，別胡說八道了。」維克托·帕夫洛維奇生氣地說道。「可是為什麼把他給放了，他是怎麼解釋的？」娜佳問。
「他所說的簡直不可思議。我覺得，那是個巨大的世界，那裡有著某種無法理解的東西。他彷彿是來自另一個國度的人。他們有自己的習俗、自己的中世紀和新世紀歷史、自己的諺語……
「我問他，為什麼他被釋放了。他驚訝地說，怎麼，您不知道，我是記錄在案的啊！我還是不明白，原來他們是些精疲力竭得快要死的人，於是才把他們給放了。勞改營內部把人分為三六九等，什麼苦力、白痴、狗雜種……我問他，1937年有成千上萬的人被判處剝奪通信權利十年，有這樣的判決嗎？他說他在勞改營里待了10年，沒遇見一個是被這樣判決的。我問這些人都在什麼地方？他說不知道，反正在勞改營里沒這樣的人。
「伐木，超期服刑，特殊移民……他把這種憂傷壓到我身上。米佳就生活在那裡，他也說自己是個精疲力竭的人，是個白痴，是個狗雜種……他講了犯人自殺的方法——他們在科雷馬的沼澤地絕食和一連幾天不斷地喝水，結果人就死於浮腫和積水，他們把這種方法叫飲水法。米佳就開始喝水，拚命喝水，當然心臟出了毛病。」
她見到斯特拉姆緊張憂鬱的面孔和女兒擰在一起的眉毛。
她十分激動，感到頭髮燒，嗓子眼發乾，但她還是繼續講：
「他說，比勞改營更可怕的是路途中和列車上，刑事犯在那裡有無限的權力。他們剝衣服、搶東西，玩牌時把政治犯的生命當賭注，輸者就用刀子捅人，而犧牲者甚至臨到最後一刻還不知道一副牌就賭掉了他的生命。更可怕的是，勞改營里所有大小頭目都是刑事犯。他們是棚屋領班，是伐木隊長，政治犯毫無權力。刑事犯管政治犯叫『你』，管米佳叫法西斯分子。」
亞歷山德拉·弗拉基米羅夫娜朗聲說，彷彿在向人民大聲疾呼：
「他們把這個人從米佳詩的那個集中營轉到瑟克特夫卡爾，戰爭頭一年一個中央派來的叫卡什科金的人來到米佳待的那個集中營，組織槍決了幾萬名囚徒。」
「哦，我的天哪，」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說，「我想搞明白，斯大林是否知道這種可怕的事？」
「哦，我的天哪，」娜佳生氣地重複一遍母親的話說，「難道您不明白？就是斯大林下令殺害他們的。」
「娜佳，」斯特拉姆大喝一聲，「住嘴！」
同那些感覺到自己內心的虛弱被人從旁識破了的人一樣，斯特拉姆突然勃然大怒，朝娜佳叫喊起來：
「你別忘了，斯大林是正在同法西斯浴血奮戰的紅軍的最高統帥，你奶奶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後一刻還寄希望於斯大林，我們大家能活著，能自由呼吸，全靠有斯大林和紅軍……你先給我學會自己給自己擦鼻子，然後再來反駁在斯大林格勒擋住法西斯主義道路的斯大林。」
「斯大林待在莫斯科，可在斯大林格勒擋住敵人的，你知道是誰。」娜佳說，「你別裝糊塗，你從索科洛夫家裡回來那陣說過的話，就是我剛才說的……」
他感到對娜佳的新的憤恨湧上心頭，它是那麼強烈，彷彿直到生命終了也無法擺脫。
「從索科洛夫家裡回來，我沒說過任何類似的話，你別胡編。」他說。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說：
「正當蘇聯兒女在戰場上為國捐軀的時候，何必回憶這些可怕的事兒呢！」
但這時娜佳卻說出了她父親心中最隱秘的、最虛弱的想法。
「得了，當然你什麼也沒說。」她說，「現在你在工作中取得了這樣的成就，而德國人又被擋在了斯大林格勒……」
「你怎麼能，」斯特拉姆說，「你怎麼能懷疑父親不誠實！柳德米拉，你聽見了嗎？」
他期待妻子的支持，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並沒有支持他。
「你何必大驚小怪的，」她說，「你同自己的卡里莫夫，同這個令人討厭的馬季亞羅夫所說的話，她聽得多了。瑪麗婭·伊萬諾夫娜把你們的談話全告訴了我。你自己在家裡說得也夠多的。唉，快點回莫斯科吧。」
「夠啦，」斯特拉姆說，「我早知道你想對我說這些痛快話了。」
娜佳不再吱聲，她的臉變得像老婆子那般衰老、難看，她不再理睬父親，但當父女倆的目光相遇時，他發現她的目光里滿含著憎恨，這使他大吃一驚。
空氣變得窒悶，沉重得讓人透不過氣來。多少年來幾乎在每個家庭里都暗暗存在的所有那些令人不安的、為愛情和真誠的信賴所平息的東西，如今都冒了上來，浮到表面，到處泛濫，佔據了整個生活，彷彿父親、母親和女兒之間只有不理解、懷疑、怨恨和責難。
難道他們的共同命運只產生不睦和疏遠？
「姥姥！」娜佳說。
斯特拉姆和柳德米拉不約而同朝亞歷山德拉·弗拉基米羅夫娜望了一眼，只見她把手掌撫在前額上坐著，彷彿感到頭疼欲裂，無法忍受。
某種無法形容的凄楚使她束手無策，似乎誰也不予理會的她和她的痛苦，只會妨礙和刺激別人，只會引起家庭不和，這個一輩子剛強有力的老婦人，此刻是多麼的孤獨和軟弱無力。
突然娜佳跪下，額頭緊貼在亞歷山德拉·弗拉基米羅夫娜的腿上，喃喃地說：
「姥姥，親愛的，好姥姥……」
斯特拉姆走到牆邊，打開收音機，硬紙板的喇叭里發出嘶啞聲、呼嘯聲和吱吱聲。收音機里好像正在播送出現在戰爭前沿、被燒毀的村子、士兵墓地、科雷馬河和沃爾庫塔河、野戰機場和醫療衛生營那被冰冷的雨雪浸透的帆布帳篷上空秋夜的惡劣天氣。
斯特拉姆瞥一眼妻子陰沉的臉，走到亞歷山德拉·弗拉基米羅夫娜跟前，抓起她的雙手，吻了起來。
然後，他彎下腰，撫摸娜佳的頭。
看來，這幾分鐘里沒發生任何變化，屋子裡還是這幾個人，壓在他們心頭的還是那些痛苦，主宰他們的還是那個命運。只有他們自己知道，此刻，多麼美好的溫暖之情充溢在他們那冷冰冰的心靈中……
驀地，屋子裡傳來很響的聲音：
「這一天里，我軍在斯大林格勒地區、在東北面的圖阿普謝地區和納爾奇克地區同敵人進行了戰鬥。其他戰線沒有發生任何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