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完屋子，葉夫根尼婭·尼古拉耶夫娜滿意地想：「全齊了。」
彷彿既整頓好了屋裡的秩序（那裡床鋪得整整齊齊，枕頭不再皺皺巴巴），也使她的內心變得有條有理。但是，當床頭不再有灰燼，當最後一支煙頭被她從櫥架邊上收拾掉之後，葉尼婭明白，她這是在企圖欺騙自己，這世上除了諾維科夫，她什麼也不需要。她真想把自己生活中發生的事情告訴索菲婭·奧西波夫娜，只是想告訴她，而不是母親，不是姐姐。她模模糊糊地明白，為什麼她想把這些對索菲婭·奧西波夫娜說。
「唉，索涅奇卡，索涅奇卡·萊溫托尼哈。」葉尼婭喃喃自語道。
接著她想，瑪魯夏不在了。她知道，沒有諾維科夫她無法活下去。她絕望地用手敲著桌子，然後說：「管他呢，我誰也不需要。」
後來她跪倒在不久前掛過諾維科夫大衣的衣架跟前，喃喃地說：「願你活著。」
少頃，她又想：「真虛偽，我是個下賤女人。」
她開始故意折磨自己，以某個陰陽怪氣、陰險鄙俗的人的名義（也不知那人是女性還是男性），默默對自己說：
「沒個丈夫，太太當然感到寂寞。她習慣於受人寵愛，可又攤上這麼個年月……先把一個人拋棄了，當然啰，克雷莫夫算老幾，上面早就想把他開除出黨了。這回，她當軍長太太啦。那才算得上是個男子漢！可不是嘛，凡是女人都會覺得寂寞的……現在你用什麼法子把他拴住，以身相許了，不是嗎？肯定，現在夜不能寐，不知道他是給打死了，還是又替自己找了個十九歲的女電話兵。」
陰險小人好像偷偷張望了一下，說出一條葉尼婭從未有過的想法：「沒關係，沒關係，趕緊跑去找他喲。」
她不明白，為什麼自己不再愛克雷莫夫。不過也用不著弄明白，因為她已經很幸福了。
她突然想，是克雷莫夫妨礙了她的幸福。他一直擋在諾維科夫和她中間，讓她活受罪。他繼續在斷送她的生活。為什麼她該沒完沒了地遭受痛苦，為什麼她該受到良心譴責？怎麼辦？不再愛！他想從她那裡得到什麼，為什麼他一個勁兒地纏著她？她有權成為幸福的人，她有權愛她所愛的人。為什麼她總覺得克雷莫夫是個弱者，那麼軟弱，那麼孤立無援，張皇失措，那麼孤單呢？可是，他並不那麼軟弱！他也並不那麼善良！
她對克雷莫夫充滿憤恨。不，不，她決不會為他而犧牲自己的幸福……他殘酷、狹隘、狂熱。她永遠不能容忍他對人們的痛苦的漠不關心。她和她父母跟這一切是多麼格格不入……當俄羅斯和烏克蘭農村成千上萬婦女兒童在可怕的饑荒中倒下時，他說：「人們並不憐憫富農分子。」他在亞戈達和葉若夫時代說：「人們並不關押無辜者。」當母親講1918年在卡梅申，駁船上裝滿了拖兒帶女的商人和房主，全被淹死在伏爾加河裡，他們中就有瑪魯夏的中學同學和夥伴米納耶夫一家、戈爾布諾夫一家、卡薩特金一家和薩波日尼科夫一家時，克雷莫夫惱怒地說：「那您說，對那些極端仇視我們革命的傢伙該怎麼辦，給他們吃油煎包子？」為什麼她沒有幸福的權利？為什麼她該憐憫一個從不憐憫弱者的人，為他受罪？
但內心深處，她一面怨恨暴怒，一面卻知道，這並不是實情，克雷莫夫不是個殘酷無情的人。
她脫下在古比雪夫市場上換來的厚裙，穿上自己在斯大林格勒那場大火中唯一得以保存下來的夏裝。一天傍晚，她就是穿著這身連衣裙在斯大林格勒堤岸街的霍利祖諾夫 紀念碑前與諾維科夫待在一起的。
在珍妮·亨里霍夫娜被驅逐出境前不久，她曾問過亨里霍夫娜，她是否戀愛過。
珍妮·亨里霍夫娜發窘地說：「是的，曾愛過一個有金黃鬈髮、淺藍眼睛的男孩子。他身穿一件帶白領子的天鵝絨上衣。我那時才十一歲，同他並不相識。」
如今，這個有著金黃頭髮、穿天鵝絨上衣的男孩在哪兒？珍妮·亨里霍夫娜在哪兒？
葉尼婭坐到床上，看了看錶，通常沙爾戈羅茨基這時候就會上她這兒來。唉，她今天不想高談闊論。
她迅速穿上大衣，包上頭巾，可這毫無意義，軍用列車早開走了。
車站建築物牆邊，一大群坐在口袋和包袱上的人騷動起來。葉尼婭慢慢地在車站僻巷裡徘徊，一位婦女向她要班車麵包券，另一位婦女跟她討乘車證……有些人睡眼惺忪，疑心重重地望著她。一列貨車正沉重地通過第一道軌，車站的牆壁顫動起來，窗戶玻璃震得哐哐直響。她的心好像也在顫抖。裝載坦克的敞車正從車站的圍牆旁緩慢駛過。
幸福感突然襲上她的心頭。坦克還在緩慢地行進，行進，頭戴鋼盔、胸掛衝鋒槍的紅軍戰士一個個泥塑木雕般端坐在坦克上面。
她向家裡走去，像小男孩那樣揮動著雙臂，大衣敞著，看得見自己的那身夏裝。夕陽突然照亮街道，布滿塵土、寒冷、等待著冬天、怒氣沖沖、破舊不堪的城市一下子顯得莊嚴、美好、明亮。她走進樓房，白天在過道上見到過的諾維科夫的單元長加林娜·德米特里耶夫娜討好地笑著說：
「有您的信。」
「是啊，一切都在朝幸福的方面發展。」葉尼婭邊想，邊拆開信封，信是母親從喀山寄來的。
剛讀了頭幾行，她輕聲尖叫了一聲，六神無主地呼喚道：
「托利亞，托利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