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爾紹夫少校的大腦晝夜不停地緊張開動著。
葉爾紹夫考慮佔領德國集中營、掌握地下組織通信器材的地下工作計畫，熟記各勞動營、集中營和鐵路車站的名稱。他考慮編製密碼，思考如何藉助集中營里的職員，把需要轉移到另一個集中營的組織者列入調動名單。
他的內心寄託著一個希望！通過許多地下工作者的宣傳鼓動和英雄們的破壞活動，為武裝起義佔領集中營做好準備！參加起義的集中營戰俘，必須奪取保衛集中營各設施的高射炮，把它變為反坦克炮和防步兵炮，必須物色到高射炮手，並為被突擊隊繳獲的各種火炮準備好炮手。
葉爾紹夫少校熟悉集中營生活，明白收買、恐懼和渴望填飽肚子的反作用力，見到過許多人如何脫下清白的軍衣，換上弗拉索夫分子帶肩章的淺藍色軍大衣。
他見到過意志消沉、諂媚、背信棄義和俯首聽命，見到過面對恐怖的恐懼，見到過人們如何在可怖的保安機關官員面前嚇得呆若木雞。
衣衫襤褸、被俘的少校畢竟沒有耽於幻想。在德軍朝東部戰線快速推進的陰暗日子裡，他用樂觀果敢的話語鼓舞自己的戰友們，勸說身體浮腫的人們為自己的健康而鬥爭。在他身上有著對暴力那永不熄滅的激昂的、無法遏止的鄙視。
人們感受到從葉爾紹夫身上散發出一股令人鼓舞的熱情，那熱情有如從燃燒著樺木劈柴的俄羅斯爐子里散發出來的一股暖意，樸實而不可或缺。
也許，正是這股善的溫暖，而不光是他那智慧和勇敢的力量，使葉爾紹夫少校成為蘇聯戰俘們的領袖。
葉爾紹夫早就明白，莫斯托夫斯科伊是一個可以與之公開自己想法的人。他睜眼躺在床鋪上，兩眼定定地盯著粗糙不平的木板頂棚，有如在棺木裡面望著棺蓋，只有心臟還在跳動。
在這裡，在集中營，他人生這三十三年來頭一次感受到自身的力量。
他戰前的生活並不順遂。他的父親，一個沃羅涅日省的農民，1930年被打成富農，沒收了土地和財產。葉爾紹夫當時在部隊服役。
葉爾紹夫沒有斷絕同父親的關係。他沒有被錄取上軍事學院，儘管他入學考試的成績優秀。葉爾紹夫好不容易得以從軍事學校畢業，他被分配至區兵役局工作。他父親作為特殊移民，這時全家居住在北烏拉爾。葉爾紹夫請假到父親那裡去。他從斯維爾德洛夫斯克乘了二百公里的窄軌火車，鐵路兩旁是綿延不斷的森林和沼澤，成垛的採伐的木材和勞改營的鐵絲網、棚屋和土窯。一座座守望塔猶如長莖毒蘑菇高高聳立。列車因為守衛隊搜查逃犯而耽擱了兩次。夜晚，列車停在會讓站上，等候迎面開來的列車。葉爾紹夫睡不著，聽到內務人民委員部警犬的吠叫聲和哨兵的警笛聲，原來車站附近就有個大勞改營。
葉爾紹夫第三天才抵達窄軌鐵路的終點站。雖說他的衣領上綴有中尉的方形領章，文件和軍人通行證也是照章辦理的，檢查文件時他還是一直擔心有人會對他說「來吧，拿上口袋」。並把他送進勞改營。大概甚至這些地方的空氣也是帶有某種鐵絲網味的。
然後他搭乘順路的噸半卡車行駛了七十公里，公路穿行在沼澤地中間。卡車屬於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國營農場，葉爾紹夫的父親就在這裡工作。車廂里很擠，被調去伐木的特殊移民們都乘卡車去勞改營的居民點，葉爾紹夫試著向他們探問一些情況，但他們回答得極其簡單，顯然害怕他這身軍裝。
傍晚前，卡車來到一個緊夾在林邊和沼澤地中間的小村莊。他深深記住了集中營北部沼澤地中間的那次日落，那麼的寂靜，那麼的柔和。暮色中，農舍顯得特別的黑，猶如在焦油中熬過一般。
他走進土窯，晚間的光亮也隨他一起進到窯洞，而朝他迎面撲來的卻是潮濕，悶氣，貧困食物、衣服、被褥的氣味和充滿煙氣的暖意……
昏暗中現出父親那瘦削的臉龐和漂亮的眼睛，目光中流露出的那種無法形容的神情令葉爾紹夫大吃一驚。
一雙衰老、乾瘦、粗糙的雙手摟住兒子的脖子。這摟住年輕軍官脖頸的、受盡折磨的老人雙手的抖動，表達出怯生生的訴怨、無窮的痛苦和尋求保護的懇求，葉爾紹夫只有用哭泣才能回答這一切。
然後他們站在三座墳頭旁——母親死於頭一年冬天，姐姐安紐塔死於第二年冬天，瑪魯夏死於第三年冬天。
墳地在勞改營邊沿上，同小村莊連成一片，同樣的青苔長在農舍的牆根底下和土窯的斜坡上，長在墳包上和沼地的塔頭墩子上。母親和姐姐、妹妹就這樣留在了這片天空下，無論是在嚴寒刺骨、水分凍結的冬天，還是在沼地積水漫流、墳地漲滿濁水的秋天。
父親同沉默不語的兒子並排站著，也一言不發，後來他抬起眼睛，望一眼兒子，兩手一攤說：「生者和死者，請原諒我，我沒能保護我所愛的人。」
晚上父親談了很多。他說得很平靜，聲音不高。他講這講那，也許只有平靜的敘說而不是號哭和淚水才能把一切講述清楚。
鋪著報紙的箱子上放著兒子捎來的食品和一瓶酒。老人說著，兒子坐在邊上聽著。
父親講到饑荒，講到村子裡熟人們的死亡，講到那些發瘋的老婆子，講到孩子們，他們的身體變得比俄羅斯三角琴、比小雞兒還輕。他講到飢餓的嗥叫怎樣白天黑夜飄蕩在村子上空，講到被釘死的窗戶和農舍。
他給兒子講述了在破漏的棚車裡五十個冬日的路途，講述了軍列上死人和活人在一起度過的漫長的晝夜。他講到特殊移民如何徒步，婦女們如何懷抱嬰兒長途跋涉。葉爾紹夫的母親步履維艱，在酷暑中神志不清地走過了這段路程。他講述如何把他們帶到了冬季的森林裡，那裡既無土窯，也無窩棚。講述了他們如何在那裡點燃篝火，用松樹枝鋪好床，在飯盒裡融化雪塊，如何安葬了死者，開始了新的生活……
「一切全是斯大林的意志。」父親說。在他的話語里沒有憤怒和怨恨——普通百姓都是這樣講述那強大的毫不動搖的命運之神的。
葉爾紹夫休假回來，給加里寧寫了申請書，向最高當局請求不可思議的寬恕——寬恕一個無辜者，請求他們允許老人回到兒子身邊。但他的信未來得及送到莫斯科，葉爾紹夫就被叫到領導那裡，有人對他的烏拉爾之行告了密。葉爾紹夫被部隊開除。他來到建築工地，決心多掙點錢，上父親那裡去。但不久他就收到烏拉爾的信函，通知他父親的死訊。
戰爭爆發的第二天，預備役中尉葉爾紹夫應徵入伍。
在羅斯拉夫利城郊的一次戰鬥中，他接替被打死的團長，集合起余部打擊敵人，奪回渡口，保證了統帥部預備隊重炮的撤離。
壓在他肩上的擔子越重，他的雙肩越發強有力。他本人並不了解自己的力量。原來，順從並不是他的天性。暴力越大，戰鬥的願望就越發強烈。
有時他問自己：為什麼他那麼痛恨弗拉索夫分子？弗拉索夫分子的呼籲書里寫的，就是父親曾對他講述過的。他知道，這是實情。但他也知道，這些實情從德國人和弗拉索夫分子的嘴裡說出，就是謊言。
他感到，他十分明白，他同德國人作鬥爭，就是在為自由的俄羅斯生存而戰，戰勝希特勒就是戰勝那些令他母親、姐姐、父親去世的死亡集中營。
葉爾紹夫體驗到一種痛苦而又美好的感情。在這裡，履歷表上的那些情況已經不起作用，他原來就是力量的源泉，人們都跟著他走。在這裡，無論是最高軍銜、勳章、特種部隊，還是幹部處、鑒定委員會、區委打來的電話以及政治部門副職的意見，都不起作用。
莫斯托夫斯科伊有一次對他說：
「亨利希·海涅早就說過，『我們所有人在自己的衣服下面都有一個赤裸的身子』，但有的人脫去制服，露出的是一個委頓可憐的軀體，另一些人被不合體的衣服弄得醜陋不堪，他們把它脫了，結果發現，原來真正的力量就在這裡面！」
葉爾紹夫所嚮往的如今變成了事業，他按新的方式考慮這件事：讓誰知道，吸收誰參加。他在心裡逐個進行挑選，掂量他所熟悉的人的優缺點。
誰將進入地下組織司令部呢？他頭腦里出現了五個人的名字。日常生活中的細小弱點和古怪行為，他都重新加以考量，無足輕重的事情都變得至關重要。
古濟具有將軍的威望，但他優柔寡斷，膽小怕事，看樣子沒有受過教育，當他手下有個得力的副手和司令部時，他是優秀的，他等待指揮員們為他效勞，替他賣力，並且認為他們的效勞是應當的，無須感謝的。他回憶自己的廚師好像比回憶妻子女兒還要頻繁。他談得最多的是打獵、打野鴨、打大雁，他回憶在高加索的服役也是打獵、打野豬、打山羊。顯然，他十分愛喝酒，是個吹牛大王。他經常吹噓1941年的戰鬥，周圍的友鄰全不對，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唯有他古濟將軍永遠正確。他從不把失利怪罪於最高軍事首長。在日常事務和關係中他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