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姆沒有從研究所直接回家，而是去找自己新結識的卡里莫夫，同他一起前往索科洛夫家。
卡里莫夫其貌不揚，是個麻子。黝黑的皮膚使得他那頭白髮尤為突出，而白髮又使皮膚顯得更為濃黑。
卡里莫夫的俄語說得很標準，但只要注意聽，還是能在他說話的聲調和用詞中發現一些細微的差別。
斯特拉姆沒聽過他的姓名，但原來這個姓名不僅僅是在喀山很有名氣。卡里莫夫把《神曲》和《格列佛遊記》譯成了韃靼文，最近又埋頭於《伊利亞特》的翻譯工作。
他們未曾結識前，常在喀山大學閱覽室旁的吸煙室里碰上。圖書館女管理員是個很愛說話的老太太，穿著很不整潔，嘴唇抹得通紅，她對斯特拉姆透露了許多有關卡里莫夫的詳情，說他畢業於索邦 ，在克里木有幢別墅，戰前，他每年大部分時間在海濱度過。戰爭期間，卡里莫夫的妻子和女兒留在克里木，他沒有她們的消息。老太太向斯特拉姆暗示，在這個人的生活中有長達八年之久的痛苦經歷。但斯特拉姆對這條消息報以困惑莫解的目光。顯然，老太太也把斯特拉姆的情況告訴了卡里莫夫。他們未曾相識，卻已經彼此了解，這使他們感到很尷尬，他們互相遇上從未有過笑容，相反還陰沉著臉。這一切後來是以他們有一次在圖書館入口處大廳相遇，兩人同時哈哈大笑並開始交談而告結束的。
斯特拉姆不知道卡里莫夫是否對他的談話感興趣，但他看到卡里莫夫在仔細聽他說話，便很樂意同他交談。斯特拉姆有過痛苦的經歷，每每遇上一個交談者，看上去很聰明機智，其實卻無聊透頂，令人無法忍受。
有些人，只要他們在場，斯特拉姆甚至感到說話困難，聲音乾巴，談話變得平淡無奇、毫無意義，有如聾啞人在打啞語。
有些人，只要他們在場，任何真誠的話語都變得虛偽。
有些人，雖說早已熟悉，但只要他們在場斯特拉姆便感到格外的孤獨。怎麼會有這種事？那是因為，突然遇見一個人，無論他是旅伴，是鄰床，或是偶然爭論的參加者，有他在場，另一個人的內心世界便失去了孤單的寂寞感。
他們並排走著、聊著。斯特拉姆心想，現在他可以暫時忘卻自己的工作，尤其是在索科洛夫家參加晚間的交談時。這種感覺過去從未有過，因為他總在想自己的工作，無論是乘電車，吃飯，聽音樂，還是在早晨洗完臉擦乾時。
也許，他走進了一條令人十分苦惱的死胡同，他下意識地想把對工作的想法從自己身上擺脫開……
「艾哈邁德·烏斯曼諾維奇，今天工作進展如何？」他問。
卡里莫夫說：
「腦子裡什麼也裝不進去。總是思念妻子和女兒。時而覺得，見到她們一切都會好的，時而又有某種預感，她們已經死了。」
「我理解您的心情。」斯特拉姆說。
「我知道。」卡里莫夫喃喃地說。
斯特拉姆心想：真奇怪，卡里莫夫同他相識總共才幾周，但已經打算把對妻子女兒都沒有說過的想法告訴他。
在索科洛夫家小屋的桌子後邊，幾乎每天晚上都聚集著一些在莫斯科都未必能遇見的人。
索科洛夫很有才華，但說話卻十分啰唆，文縐縐的，書生氣十足。真難相信他出身於一個伏爾加河水手的家庭。他心地善良，氣質高雅，但臉上的表情卻顯得嚴肅而帶一絲狡猾。
彼得·拉夫連季耶維奇不像伏爾加河水手，還在於他滴酒不沾，怕穿堂風，因怕傳染而不斷地洗手，麵包上凡是被手指接觸過的麵包皮他都要撕掉。
每當斯特拉姆讀到他的論文，都感到吃驚：此人的思維大膽而優雅，對最為複雜和精細的思想的表達和論證簡潔明了。可是喝茶聊天時他的話語又那麼無聊和啰唆，寡淡得如一杯白開水。斯特拉姆本人同許多出身於書香門第的人一樣，喜歡在談話中用「胡扯」、「瞎搗亂」這樣的言辭來顯示自己，在同老院士交談時喜歡稱好爭吵的有學問的女士為「潑婦」。甚或「母夜叉」。
戰前，索科洛夫不喜歡談論政治。斯特拉姆一提及政治，索科洛夫便緘口不言，或是故意改變話題。
在他身上表現出某種奇怪的順從，他對集體化時期和1937年的殘酷事件不置可否。他彷彿是把國家的憤怒當作大自然或上帝的憤怒。斯特拉姆覺得索科洛夫相信上帝，並且這種信仰也表現在他的工作中，表現在他對這個世界強暴者的溫順中，表現在他的人際關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