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勞改營犯人阿巴爾丘克煩悶大發作。這不是勞改營那種習以為常的、愁眉苦臉的煩悶，而是坐卧不安的煩悶，有如發瘧疾，迫使人大聲叫喊，從床上滾下來，用拳頭打自己的太陽穴和頭頂。
清晨，當囚犯們急急忙忙同時又極不樂意地準備去上工時，阿巴爾丘克的鄰床、瓦斯班長、國內戰爭時期的騎兵旅長、長腿的涅烏莫利莫夫問：
「昨晚你那麼晃動幹什麼？夢見婆娘了？甚至還放肆地大笑。」
「你就知道婆娘！」阿巴爾丘克回答說。
「我還以為你在夢中哭了呢。」傻頭傻腦的第二個鄰居莫尼澤說，他曾是青年共產國際主席團成員，「我想把你叫醒來著。」
阿爾巴丘克在勞改營的第三個朋友阿布拉沙·魯賓醫士什麼也沒發現。當他們來到嚴寒的黑暗中時，他說：
「你知道嗎，我今天夢見了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布哈林，彷彿他來到了我們的紅色教授學院，笑眯眯的，生氣勃勃，對恩奇曼的理論進行了猛烈的攻擊。」
阿巴爾丘克來到工具庫幹活。他的助手巴爾哈托夫因為搶劫而殺死了一家六口，當他在用雪松劈柴——鋸下來的下腳料生爐子時，阿巴爾丘克把放在箱子里的工具重新放了放。他覺得，涼颼颼的銼刀和車刀那尖刃傳遞出他晚上體驗到的感覺。
這一天同以往毫無區別。會計一早就派人送來經技術科批准的遠處幾個勞改營居民點的領料單。得把材料和工具挑出來，裝箱，列一張隨同發出的清單。有些不配套的，還需要開特別交接單。
巴爾哈托夫像往常一樣什麼活也不幹，強迫他幹活是辦不到的。他上庫里來，關心的只是飲食問題。今天一早起他就忙著在手提飯盒裡用土豆和圓白菜葉熬湯。一會兒哈爾科夫藥學院的拉丁語教授、第一行政區的通信員就跑來找巴爾哈托夫，用顫抖發紅的手指往桌子上倒出一點臟黃米。巴爾哈托夫因為一些什麼事情從他那裡撈取外快。
下午，阿巴爾丘克被叫到財務科，報表上有些數字對不上。財務科副科長朝他大聲嚷嚷，威脅要給領導打報告。因為這通威嚇，阿巴爾丘克變得十分煩悶。沒有助手，他一個人無法勝任工作，但又不敢告發巴爾哈托夫。他疲憊不堪，但又怕失去倉庫管理員的差使，只得重新回到礦井裡去幹活或是去伐木，他已經頭髮花白，全身乏力。也許就為這件事，煩悶攫住了他，讓他感覺生命已經埋進了西伯利亞的冰層底下。
當他從財務科回來，巴爾哈托夫把頭枕在氈靴上睡著了，顯然那氈靴是哪個刑事犯給他送來的。他腦袋旁放著空飯盒，脖頸上粘有進貢的黃米粒。阿巴爾丘克知道，巴爾哈托夫有時從倉庫里偷走工具，很可能，氈靴就是用倉庫的物品交換的。當阿巴爾丘克有一次查出短缺三把銼刀時，便說：
「在衛國戰爭時期偷緊缺的金屬怎麼就不害臊？」
巴爾哈托夫回答說：
「你這頭虱子，閉上你的嘴，要不然就讓你嘗嘗厲害！」
阿巴爾丘克不敢直接叫醒巴爾哈托夫，便弄出響聲。他移動帶鋸，咳嗽，把鎚子往地上摔。巴爾哈托夫醒了，用平靜而不滿的目光盯著他。
接著他小聲說：
「昨天到的一列軍用列車上有個夥計說，有些勞改營比湖泊區的還慘。犯人帶著鐐銬，剃光半個腦袋。沒有姓名，號碼縫在胸口上、膝蓋上，背上還縫上塊紅布。」
「胡扯！」阿巴爾丘克說。
巴爾哈托夫想入非非地說：
「應當把所有法西斯分子政治犯集中到那裡，首先得把你弄去，免得來吵醒我。」
「對不起，巴爾哈托夫公民，我擾亂了您的寧靜。」阿巴爾丘克說。
他非常怕巴爾哈托夫，但有時又無法控制自己的不忿。
交班時，被煤灰弄得渾身漆黑的涅烏莫利莫夫走進倉庫。
「哎，競賽怎麼樣？」阿巴爾丘克問，「有人參加嗎？」
「已經開始了。每一小塊煤都用作軍需，這大夥全明白。今天給勞改營的文化教育部門捎去幅海報：我們用突擊勞動支援祖國。」
阿巴爾丘克嘆口氣說：
「你要知道，得寫寫勞改營的憂愁。一種憂愁使人感到壓抑，第二種往人身上猛撲，第三種讓人喘不過氣，沒法呼吸。可還有這樣一種特別的憂愁，既不使人感到壓抑，也不讓人喘不過氣，也不往人身上猛撲，而是從心裡把人撕碎，就像大洋的壓力把深處的巨大動物撕碎一般。」
涅烏莫利莫夫憂鬱地微微一笑，但他的牙齒並沒有閃閃發白。他長了滿口壞牙，顏色上同煤融成一片。
巴爾哈托夫走到他們跟前，阿巴爾丘克回頭說：
「你總是這麼不聲不響地走路，我甚至都讓你嚇得直哆嗦，突然間你已經站我邊上了。」
沒有一絲笑容的巴爾哈托夫關切地說：
「我去趟給養庫，你不反對吧？」
他走了，阿巴爾丘克對自己的朋友說：
「晚上我想起了前妻的兒子。他可能上前線了。」
他朝涅烏莫利莫夫俯下頭。
「我想讓小夥子成長為一個好黨員。我想，同他相會時，我要對他說：記住，你父親的命運是偶然的，小事一樁。黨的事業才是神聖的！合乎時代的最高規律！」
「他姓你的姓嗎？」
「沒有。」阿巴爾丘克回答說，「我認為，用我的姓將使他成長為一個小市民。」
前天夜裡，他思念著柳德米拉，想見到她。他找到一些殘缺不全的莫斯科報紙，說不定會突然讀到「阿納托利·阿巴爾丘克中尉」。於是他便會明白，兒子想姓父親的姓。
他這輩子頭一次有些可憐自己，他想像自己走到兒子跟前，停止了呼吸，於是他用手指著喉嚨說：「我不能說話。」
托利亞會擁抱他，他會把頭擱在兒子的胸前，哭泣起來，沒有羞慚，只有痛苦，痛苦。他們就那麼久久地站著，兒子比他高一頭……
兒子經常思念著父親。他找到父親的戰友們，了解到父親怎樣為革命參加過許多戰鬥。托利亞會說：「爸爸，爸爸，你的頭髮全白了，你的脖頸那麼細瘦，有那麼多的皺褶……這些年你一直奮鬥著，你進行著一場偉大而孤獨的鬥爭。」
偵訊時，給他吃了三天鹹得要命的東西，不給水喝，打他。
他明白，問題並不在於逼他寫出有關進行破壞活動和從事間諜活動的供詞，也不在於讓他誣陷別人。主要是要讓他懷疑他曾為之獻身的事業的正確性。偵訊時，他感到自己落到了一幫匪徒的手裡，只要他得以見到部門首長，土匪偵訊員們就將被捕。
但隨著時間的推延，他發現，問題並不僅僅在於這些暴虐者。
他了解到軍列的規矩和流放犯人的輪船船艙的規矩。他見到刑事犯打牌時輸掉的不止是別人的東西，而且是別人的生命。他見到可鄙的道德敗壞和變節行為。他發現刑事犯們的「新大陸」——他們歇斯底里、血腥得令人難以置信。他見到「狗雜種」（幹活的人）和「惡棍」（拒絕幹活的實權派）之間可怕的血戰。
當他說「他們不該關押人」時，他認為只有一小部分人，其中包括他自己是關錯了的，而其餘人都該被鎮壓，伸張正義的劍必須懲罰革命的敵人。他見到阿諛奉承、背信棄義、俯首聽命、殘酷無情……他稱這些是資本主義的遺毒，認為它們是那些失勢的人、白匪軍官、富農、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所固有的。
他的信念是不可動搖的，他對黨是無限忠誠的。
涅烏莫利莫夫打算離開倉庫，他突然說：
「哦，忘了，有個人在打聽你。」
「他在哪兒？」
「乘昨天的軍用列車來的，把他們分到了作業班。有個人向我問起你，我說：『我正好認識，我同他湊巧在一個鋪上睡了三年多。』他把名字告訴了我，可我給忘了。」
「他長得什麼樣？」阿巴爾丘克問。
「哦，你知道嗎，長得極丑，鬢角上有道刀疤。」
「嘿！」阿巴爾丘克叫道，「難道是馬加爾？」
「正是，正是。」
「這是我的一個老同志，我的老師，他介紹我入的黨！他問什麼了？說了些什麼？」
「隨意問問，你判了幾年？我說判五年，結果是十年。我說，你現在開始咳嗽，將提前釋放。」
阿巴爾丘克不聽涅烏莫利莫夫絮叨，重複道：
「馬加爾，馬加爾……他有段時間在全俄肅反委員會工作。這是個很特別的人，你知道嗎，很特別。他可以把一切都獻給同志，冬天可以從自己身上脫下軍大衣，可以把最後一片麵包給同志。但能幹，有學問。純粹的無產階級血統，刻赤半島的漁民。」
他回頭張望，朝涅烏莫利莫夫俯下頭。
「你還記得嗎，我們說過，勞改營里的共產黨員應該建立組織，幫助黨，可阿布拉什卡·魯賓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