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薩拉托夫，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面對的只有粗暴和冷酷。
她在碼頭上遇到一個穿軍大衣、醉醺醺的漢子，他被絆了一下，撞在她身上，一串難聽的髒話脫口而出。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開始攀登鵝卵石鋪就的陡坡。她停下身，吃力地喘著氣，回頭張望。下面，在碼頭灰突突的倉庫間，輪船變成一片白色，彷彿很理解她的心情似的，時斷時續，輕輕拉響了汽笛，好像在說：「走吧，走吧。」她繼續上路。
上電車時，年輕女人急急忙忙、不聲不響地把老人和其他弱者推到一邊。一個戴紅軍帽的盲人大概剛出院，不能獨自承受自己的失明，他不時用小棍敲打身前的地面，猶豫不決地邁著碎步。他孩子般拚命抓住一個中年婦女的袖子，中年婦女急忙縮回手，往前走，釘著鞋掌的靴子在鵝卵石上發出清脆的響聲。可是盲人一邊抓住她的袖子不放，一邊急急忙忙解釋道：
「請把我領上車吧，我剛出院。」
女人罵了一句，猛地把盲人推開，盲人失去平衡，跌倒在馬路上。
柳德米拉盯著女人的臉。
這種非人的表現從哪裡來的，是怎樣產生的，是因為她兒時經歷過的1921年的大饑荒？是因為1930年的瘟疫，還是因為極端貧困的生活？
盲人很快站了起來，用尖細的嗓音大叫大嚷。也許，他懷著無法忍受的刺激，用自己的一雙盲眼看到了帽子歪在一邊、毫無意義地揮舞著棍子的本人。
盲人揮動棍子在空中打著，在這些弧形的揮打中表達出他對這個毫無同情心的視力正常的世界的憎恨。人們擠上車廂，而他站著、叫喊著、哭泣著。柳德米拉滿懷希望和愛想把他們團結在一個勤勞的、貧困的、善良的和痛苦的家庭中的那些人，全像商量好了似的表現得不合常情。他們全像商量好了似的，推翻了認為可以堅定不移的預先斷定，推翻了在那些身穿油污衣服、雙手在勞動中變得漆黑的人身上，有著一顆善良的心的觀點。
某種痛苦陰鬱的情感襲擾著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使她感到在這片貧瘠廣袤的俄羅斯土地上，滿是寒冷和黑暗，在這片凍土地上生活充滿著無能為力。
柳德米拉又問了一遍女售票員，她該在哪站下車，女售票員有氣無力地說：
「我已經說過了，你聾啦？」
站在車門口的乘客不回答他們是否下車，像石頭般擋著道，不願挪動一下。
柳德米拉曾經就讀於薩拉托夫女子中學預備班。冬天的早晨，她坐在桌子後面，晃著腳喝茶，她所崇拜的父親替她在烤熱的白麵包片上抹黃油……燈光映在茶炊的粗把上，她真不願離開父親那溫暖的手，離開那熱乎乎的麵包和茶炊。
那時，彷彿在這座城市裡沒有十一月的寒風和飢餓，沒有自殺者和在病院里死去的兒童，只有溫暖、溫暖、溫暖。
這裡的墓地，安葬著她那死於假膜性喉炎的姐姐索尼婭·亞歷山德拉，弗拉基米羅夫娜給她起名索尼婭是為了紀念蘇菲婭·利沃夫娜·佩羅夫斯卡婭 。看來，外祖父也葬在這塊墓地上。
她走近一所中學的三層樓，如今這裡是所醫院，托利亞就住在這裡。
大門旁沒有哨兵，她覺得這是個好兆頭。她感覺到醫院的空氣那麼濃郁、那麼黏滯，甚至使受嚴寒折磨的人們對它的溫暖也高興不起來，而是想離開醫院重新回到嚴寒中。她從廁所邊上經過，那裡還掛著「男孩」、「女孩」的木牌。她穿過走廊，走廊上散發出飯菜的香味。她繼續往前走，透過蒙上水汽的玻璃能看清楚放在里院的一口口長方形棺材。此刻，她又像站在自己家的前廳里，手中拿著封沒有拆開的信那樣想：「天哪，要是現在像個死人那樣倒下該多好。」但她還是邁開大步往前走，踩著長條灰地毯，經過放有她熟悉的室內花卉天門冬和蓬萊蕉的花架，走到一扇門旁。門上釘有「四年級」的木牌，邊上還掛著一塊手寫的牌子：「挂號處。」
柳德米拉抓住門把，陽光透過烏雲照到窗戶上，四周的一切變得明亮起來。
幾分鐘後，健談的文書逐個翻閱著沐浴在陽光下的長抽屜里的卡片，對她說：
「是的，是的，就是說，沙波什尼科夫·阿。沃……阿納托利·韋……是的，您很幸運，沒遇上我們的管理主任，沒脫外衣，穿著大衣，他會痛罵您一頓。是的，是的，瞧，就是說，沙波什尼科夫……對，對，是他，中尉，對。」
柳德米拉望著在膠合板長抽屜里翻弄卡片的手指，彷彿覺得她正站在上帝面前，上帝將隨意說出是生或是死這樣的詞，可眼下他卻遲疑不決，下不了決心，是讓她兒子生還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