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從信箱里取出一封部隊來信。
她大步走進房間，把信封拿到燈光下，撕開信封的粗糙邊緣。
剎那間，她恍惚覺得信封里會飛出托利亞的照片，其中一張是他兒時的照片，那時他還抬不起頭來，光著身子躺在枕頭上，抬起小熊般的雙腿，噘起嘴唇。
她以一種古怪的方式讀著這封信。她似乎並沒有認真閱讀，而是通過粗通文墨的代筆人漂亮的字跡吸取著字裡行間的含義。她立刻明白了：活著，他還活著！
她讀了這封信，知道托利亞胸部和肋部負了重傷，流血過多，身體虛弱，自己不能寫信，四周來一直在發燒……但幸福的淚水模糊了她的眼睛，在這一剎那之前她是何等的絕望啊。
她來到樓梯上。讀完信的開頭幾行，她平靜下來，便朝堆放木柴的草棚走去。在寒冷而又昏暗的草棚里，她讀完了信的中間和末尾部分。她心中暗想，這封信也許是兒子臨死前同她的告別。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開始往布袋裡裝木柴。她曾在莫斯科加加林衚衕的科學家生活改善中央委員會附設的門診部看過病，醫生囑咐她不得搬運三公斤以上的重物，只能做一些緩慢柔和的動作。儘管如此，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卻像農民似的呼哧呼哧地把裝滿濕木柴的布袋背到自己肩上，一口氣爬上二樓。她咚的一聲把木柴放在地板上，桌子上的餐具顫抖了一下，發出叮叮的響聲。
柳德米拉穿上外套，繫上頭巾，朝街上走去。
人們從她身旁走過，又回頭看她一眼。
這時她橫穿街道，有軌電車急劇地打鈴，女乘務員伸出拳頭來威嚇她。如果向右轉彎，順著這條衚衕就可以走到母親上班的工廠了。
托利亞要是死了，也無法通知他的父親，到哪個勞改營去找他呢？說不定他早已死了……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到研究所去找斯特拉姆。路過索科洛夫家的小房子，她走進院子，敲了敲窗戶，但窗戶上拉著窗帘。看來瑪麗亞·伊萬諾夫娜不在家。
「維克托·帕夫洛維奇剛才回自己辦公室去了。」有人對她說。她向那人道了謝，儘管她不知道同她說話的人是誰，是熟人還是陌生人，是男人還是女人。她沿著實驗室的大廳走，這裡像往常一樣，似乎很少有人在認真工作。平時在實驗室里，男人們要麼聊天，要麼抽煙，要麼心不在焉地望著書本，而婦女們總是忙著：用曲頸瓶煮茶，用化學溶液洗指甲，織毛衣。
她看見一些小物件，有幾十種，還有實驗員用來捲煙的紙片。
在斯特拉姆的辦公室里，人們大聲地向她問好，索科洛夫疾步（幾乎是跑步）走到她面前，揮動著一個潔白的大信封說：
「我們有希望了，已經制訂了遷回莫斯科的計畫，零碎物品、儀器設備和家屬統統遷回莫斯科。前景在望，不錯吧，啊？當然，具體日期尚未確定，但畢竟有希望啊！」
她覺得他那張神氣活現的臉和那雙眼睛特別可恨，難道瑪麗亞·伊萬諾夫娜會這麼興高采烈地跑到她面前？不會，不會的，瑪麗亞·伊萬諾夫娜會立刻明白一切，她會從柳德米拉的表情里看出一切。
她要是知道在這裡會看見這麼多幸福的面孔，她肯定不會來找維克托。維克托也很高興，他的喜悅晚上會飛回家，娜佳也會感到幸福，因為他們不久就要離開這可恨的喀山了。
所有的人加在一起（不管他們有多少人），能抵償換取這個喜訊的年輕的鮮血嗎？
她抬起眼睛望了望丈夫，帶著一絲責備。
他們雙目相對，一個充滿理解和不安，一個滿是憂鬱。
房間里只剩下他們兩人時，他對她說，她一進屋他就明白髮生了不幸。他看完信，連聲說：
「這該怎麼辦呢，天哪，這該怎麼辦呢？」
斯特拉姆穿上外套，他倆一起向門口走去。
「我今天不來了。」他對站在杜邊科夫身旁的索科洛夫說。杜邊科夫是不久前新任命的人事處長，圓圓的腦袋，高高的個子，那件寬大的時髦西服套在他寬寬的肩膀上顯得有些狹窄。
斯特拉姆暫時鬆開柳德米拉的手，低聲對杜邊科夫說：
「我們本想商量制訂遷回莫斯科的人員名單，但今天我不能參加了，原因我以後再解釋。」
「用不著擔心，維克托·帕夫洛維奇。」杜邊科夫用低沉的聲音說，「暫時沒有必要著急。這是遠景規劃，初步方案由我來做好了。」
索科洛夫擺擺手，連連點頭，斯特拉姆看出索科洛夫猜到了他所遭遇的新的不幸。
街道上刮著寒風，塵土不斷揚起。寒風一會兒吹卷著塵土旋轉，一會兒又突然把塵土拋開，讓它像無用的糠皮似的紛紛揚揚地散落下來。街道上寒氣逼人，搖晃的樹枝發出敲打骨頭的篤篤聲，電車軌道閃爍著冰冷的藍光。這一切都顯得冷酷而嚴厲。
妻子向他轉過臉來。由於痛苦的折磨，她這張臉顯得消瘦了。她用哀求的目光凝視著丈夫。
他們過去曾養過一隻年輕的母貓，這隻貓初產時難產，怎麼也生不下那隻小貓。它在臨死前爬到斯特拉姆跟前，凄慘地叫著，瞪著一雙明亮的大眼睛望著他。然而，在這廣闊的、空空蕩蕩的天空下，在這毫無憐憫氣息的塵土飛揚的大地上，她該去求誰，去哀求誰呢？
「這就是我過去工作過的那所部隊醫院。」她說。
「柳達，」他突然說，「快到這個部隊醫院去一趟吧，也許他們可以幫你弄清楚那個戰地郵局在什麼地方。我原來怎麼沒想到這個呢！」
他看著柳德米拉走上醫院門口的台階，向門衛解釋起來。
斯特拉姆走到街角，又走回那所部隊醫院門口。行人們從他身旁匆匆走過，他們有的提著網兜，有的提著玻璃罐，玻璃罐里盛著灰溜溜的菜湯，上面漂浮著灰色的通心粉和土豆塊。
「維佳。」妻子喊住了他。
從妻子的聲音可以聽出來，她已經鎮靜下來。
「事情是這樣的，」她說，「那所醫院在薩拉托夫，一位副主任醫師不久前剛從那裡回來。他給我寫下了街道和門牌號碼。」
一下子出現了許多事情和問題：輪船什麼時候起航，怎樣弄到船票，需要打點行裝，準備食品，還要借錢，還得設法弄一張出差證明。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沒有帶行李和食品便出發了。她幾乎身無分文，趁著乘客上船時的擁擠和慌亂登上了甲板。
這是一個秋天的黃昏，陰暗而潮濕，她只帶走了同母親、丈夫和娜佳告別時的記憶。黑乎乎的波浪在船舷外面喧囂著，下游突然吹來一陣寒風，嗚嗚地吹卷著河水飛濺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