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座德國集中營里，米哈伊爾·西多羅維奇·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外語自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後第一次真正派上了用場。戰前他住在列寧格勒，很少有機會同外國人交談。現在，他回憶起在倫敦和瑞士僑居的年代，那時他同外國革命家過從甚密，經常用歐洲許多國家的語言聊天、爭論、唱歌。
住鄰床的義大利神父加丁告訴他，這座集中營里關押著五十六個不同民族的囚犯。
數萬人居住在這座集中營的牢房裡，他們有著同樣的臉色，同樣的衣著，同樣的命運，走路時發出同樣的沙沙的腳步聲，喝著用俄國囚犯們稱之為「魚眼」的人造西米和冬油菜做的同樣的稀湯。
集中營的頭頭們按照編號和縫在衣服上的布條的顏色來區分不同類的犯人：紅布條的是政治犯，黑布條的是怠工者，綠布條的是小偷和撬門賊。
由於語言不通，人們無法相互交談，但相同的命運將他們系在了一起。分子物理學家和古文獻專家，同義大利農民和不會簽自己名字的克羅埃西亞牧民睡在相鄰的簡易板床上。當年天天向廚師訂早餐、常因胃口不好讓女管家大為不安的人，同天天吃腌鱈魚的人一起去上工。他們穿著嗒嗒作響的木底鞋，以憂鬱的目光張望著，看挑桶送飯的來了沒有。
雖說這些囚犯出身不同，但他們的遭遇卻有一些相似之處。當他們頭腦里出現往昔生活的幻覺時，不知是聯想到了塵土飛揚的義大利公路旁的小花園、北海陰鬱的喧囂聲，還是博布魯伊斯克市郊的幹部宿舍里橘黃色的紙制燈罩，所有囚犯都覺得自己往昔的生活是美好的。
囚犯進入集中營之前的生活越苦，就越熱衷於吹牛。
他們吹牛並不是為了騙人，而是為了頌揚自由：集中營外面的人無疑是幸福的……
在戰前，這是一座專門關押政治犯的集中營。
於是出現了一種由國家社會主義製造的新型政治犯——不曾犯罪的罪犯。
許多人被關進這座集中營，是因為同朋友談話時批評了希特勒的制度，或者說了一個帶政治內容的笑話。他們既沒有發傳單，也沒有加入秘密政黨。他們的罪名是——有可能進行這些活動。
戰爭期間，在這座政治犯集中營里關押戰俘，也是法西斯當局的一項新措施。這裡關押著在德國領土上被擊落的英國和美國飛行員，以及蓋世太保感興趣的蘇聯紅軍指揮員和政治委員。法西斯分子要求他們提供情報，同他們合作，提供諮詢，逼迫他們在各式各樣的聲明上簽字。
這座集中營還關押著一些怠工者。這些人故意曠工，企圖擅自放棄在軍事工廠和軍事工地的工作。把不好好工作的工人關進集中營也是國家社會主義的一項重要新發明。
集中營里還關押著一些衣服上縫著淡紫色布條的人，他們是從法西斯德國出走的德國僑民。這也是法西斯當局採取的一項新措施。離開德國的人，不管他在國外表現得如何忠誠，自然也成了政治敵人。
那些衣服上縫著綠布條的人，即小偷和撬門賊，在這座政治犯集中營里享受著特殊優待。警備隊依靠他們監視政治犯。利用刑事犯來控制政治犯，也是國家社會主義的新發明。
這座集中營里還有一些犯人由於命運與眾不同，以至於當局設計不出與他們的身份相符的布條顏色。他們中有一個耍蛇的印度人，一個從德黑蘭來的研究德國繪畫的波斯人，一個學物理的中國大學生。然而國家社會主義在集中營的簡易床上為他們留好了位置，為他們準備了盛菜湯的飯盒，每天讓他們在工地上干十二個小時的活。
軍用列車晝夜不停地開往死亡集中營。
空氣中充斥著車輪的轟隆聲、機車的咆哮聲和數十萬衣服上縫著五位數藍色號碼的囚犯們上工時的腳步聲。這些集中營成了新歐洲的城市。它們的規模在不斷擴大，它們有自己的設計方案，有自己的街巷、廣場和醫院，有自己的集市、舊貨市場、火葬場和體育場。
與這些集中營相比，與焚屍爐上方令人觸目驚心的深紅色反光相比，那些局促地坐落在城郊的古老監獄顯得多麼幼稚，甚至帶點溫和而淳樸的味道。
表面看來，管理這樣一大批囚犯似乎需要一支上百萬人的龐大監視者大軍，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穿黨衛軍制服的人一連幾個星期都不在囚犯的牢房裡露一次面。在這些集中營里，囚犯們自己擔負著警察和警衛職責。
他們自己維護集中營里的內部秩序，自己監視自己的廚房，他們只能吃霉爛的凍土豆，而把那些又大又好的土豆挑選出來，送到軍隊的食品供應站去。
囚犯們擔任集中營醫院和實驗室的醫生和細菌學家，擔任清掃集中營人行道的清潔工，他們還擔任向集中營供電、供暖和供應汽車零件的工程師。
集中營警察嚴厲而兇殘，十分猖獗。警察左胳膊上系著寬寬的黃色袖標，此外，集中營的區段和班組還設有各自的頭目。他們自上而下地把集中營的生活控制得嚴嚴實實，從整個集中營的動態到夜間囚犯們在床上的舉動，全都處在他們的嚴密監視之下。一些囚犯可以參與這座龐大集中營的秘密事務，甚至可以參與制訂培育良種人員名單，可以參與審理被關押在暗室——混凝土禁閉室里的正在受審的囚犯的案件。看來，假如長官走開，囚犯們並不會中斷鐵絲網中的高壓電流，不會四處逃散，而是會繼續幹活。
這些巡警和區段警為警備隊長效勞，但卻時常嘆息，有時甚至為那些被送往焚屍爐的人流淚……不過這種二重性是無法堅持到底的，他們從不把自己的名字列入良種人員名單。在莫斯托夫斯科伊看來，最令人不安的是，國家社會主義分子並沒有以那種戴著單眼鏡裝腔作勢、傲氣十足、與人民格格不入的面目來到集中營。國家社會主義分子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生活在集中營里，他們沒有脫離普通人民，他們用人民的方式開玩笑，他們的玩笑也逗得人們哈哈大笑。他們就是平民百姓，他們舉止隨便、平易近人。對於那些失去自由的人的語言、心態和智慧，他們再熟悉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