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羅斯曼一改以往戰爭題材小說人物與情節單線發展的特點，以斯大林格勒戰役作為他小說世界的中軸，創造了一個宏大而又自然的史詩般藝術結構，展現出更為廣闊的畫面。他通過眾多人物戰前和戰時的悲慘命運，通過他們的對話、爭論、活動和遭遇，揭示人們對無所不在的懷疑與告密、肆意逮捕與審訊的恐懼，對農業集體化、大清洗、勞改營的反感，表達了人們對自由民主的渴望，對戰爭勝利和戰後幸福生活的憧憬。
在格羅斯曼看來，暴力和極權都是可憎可怖的。他描寫一列車一列車的猶太人和戰俘被希特勒死亡營中的毒氣室所吞噬，「成千上萬人排著長隊等待處死，母親們還預先為孩子們準備了麵包和水」。他們在鼓樂聲中默默走向毒氣室，留下自己所有的首飾細軟，脫下自己的破衣爛衫，赤條條來赤條條去。他亦描寫斯大林曾發起過一場把富農作為一個階級加以消滅的運動，發起過一場捕殺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運動。「成千上萬無罪的人，預感到將要被捕，事先打點好行裝，同親人們告別，走進了他們親自建造和守衛過的集中營。」格羅斯曼問，這說明了什麼？他認為，「這種絕對服從說明了影響人們的新的恐怖力量。極權主義的社會制度的超暴力，使整個大陸上的人們麻木不仁」。
格羅斯曼還認為，除了群眾性的絕對服從，超暴力亦造就了一群「小人」。他們不是英雄豪傑，也非罪魁禍首，他們的文化水平、社會地位、智商閱歷均各不相同。但他們為虎作倀、助紂為虐，他們心狠手辣、陰險狡詐，他們欺上瞞下、誣陷告密，他們如一股四處瀰漫又了無痕迹的腐蝕之氣、毒氣、芥子氣，令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由於他們的存在，原本需要動用百萬軍隊看管的集中營被整治得井井有序、服服帖帖，千百萬人喪生於各種殘酷的刑罰和殺戮之下；英勇善戰，為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立下赫赫戰功的坦克軍軍長受到誣告而被解職；突破重圍、堅持戰鬥的指揮官遭逮捕；在理論核物理領域取得重大成果的核物理學家，其理論被當作異端邪說遭貶責和批判；為了奪取集中營地下組織的領導權，有人不惜將自己的同胞送上斷頭台……
格羅斯曼很痛苦。從動物進化成人，經歷了數百萬年的漫長歲月，可為何由人退化為動物，卻只需短短几年，甚或幾天，而且比動物更兇殘。戰爭與暴力何時才能不再與人類為伴？和平與人道何時才能降臨地球的每個角落？
格羅斯曼痛恨一切類似動物本性的殘暴、殘虐和殘忍，追求真正意義上的善與愛、自由與幸福。他的筆在二戰這樣一個特定的時代和空間中馳騁，揭示人們生存與命運的痛苦現實，他的思想亦在這現實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中縱橫馳騁，探討和寄託自己沉重的思考。
在希特勒集中營的一個棚屋裡，關押著來自不同國度、有著不同身份和經歷的囚犯。其中有西班牙士兵、義大利神父、孟什維克老頭、美國上校、托爾斯泰主義者、老布爾什維克、蘇聯將軍、炮兵少校和旅級政委。面對暴力和死亡，他們不分上下，人人都是平等的。但在共同遭遇和命運面前，他們的表現卻各不相同。在一場有關人的價值、生命的價值的激烈爭論中，托爾斯泰主義者、瘦骨嶙峋的沙皇時代遺老受到同胞的痛斥，被稱為「不切實際的人道主義者」和「毫無意義的善的宣揚者」。因為他居然宣稱，真正意義上的善，並不存在於傳教士和先知們的佈道中，不存在於偉大的社會學家、哲學家、領袖們的學說中。因為在這些傑出人物高舉的「善」的旗幟下，人類歷史充滿血腥和殘暴。真正意義上的善是普通百姓在自己心中懷有的對生命的熱愛，對生活的熱愛。人人對他嗤之以鼻。但是，當全體囚犯被押送到建築營地，修建令人毛骨悚然的毒氣室時，抵死不從、被當場槍斃的，竟然就是這位手無縛雞之力的白髮老人。難友們震驚了，正統的老布爾什維克震驚了，他們從「善的宣揚者」身上發現了彌足珍貴的東西。他們自發地組織起來，收聽廣播，編寫傳單，偷盜武器。戰後，在蓋世太保檔案室里，發現了該集中營地下抵抗組織的名單，他們經審訊後，被集體槍決，名單中亦包括那位因爭奪領導權未果而出賣自己同胞的姦細。
物理學家斯特拉姆隨同研究所疏散，從莫斯科來到喀山，他的研究工作毫無進展，晚上他不待在家裡，卻喜歡上熟人和同事家裡下棋聽音樂，而更多的是聊天。他們聊的經常是戰前誰都噤若寒蟬的話題。但妻子不願意，兒子已經在前線犧牲，她的哥哥1937年因將斯大林的姓打錯了一個字母，至今還在勞改營服苦役，因此叮囑他千萬不要亂說，不要毀了自己，毀了妻子和孩子。每次交談後，斯特拉姆既興奮不已，又驚恐萬狀，覺得逮捕、流放甚或槍決的厄運隨時會落到自己頭上。懷著這樣矛盾的心情，他閉門謝客，醉心於自己的核理論研究。結果，令他驚奇的是，苦心研究幾十年，他竟然是在痛苦之中，在進行過危險、大膽、尖銳、同工作毫無關聯的交談之後，突然找到了解決的途徑，取得了高度的科學成就。
格羅斯曼通過他們的談話，概括表達出他關於生命與暴力、自由與奴役的形而上思考：
自由是生命的基本原則。這裡有一條界限——自由與奴役、無生命物質與生命……整個有生命世界的進化是從自由的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的運動。這便是有生命形式進化的本質。
人死了，從自由的世界來到奴隸的王國。生命便是自由，因此死亡便是自由的逐漸消亡。生命只有當人作為一個世界存在時才能產生幸福和自由。
評論家鮑恰羅夫認為，必須對這場談話進行仔細而從容不迫的研讀，「以便認識到格羅斯曼是何等深刻地理解了作為整個生命，尤其是人類生命必要屬性的自由的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