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羅斯曼不是從斯大林格勒城裡的激烈戰鬥，而是從德國法西斯集中營里的腥風血雨開始他的《生存與命運》的。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悲慘、最黑暗的一章，希特勒法西斯冒天下之大不韙，把世界變成了人類的大屠宰場。軍用列車晝夜不停開往死亡營和集中營，大批大批的戰俘、猶太人和老弱婦孺被驅趕進一座座歐洲的新城市，那裡有自己的街巷、廣場、棚屋，有自己的市場、工廠、火葬場、焚屍爐和毒氣室。作者寫道：與這些集中營相比，與焚屍爐上方令人觸目驚心的深紅色反光相比，那些局促地坐落在城郊的古老監獄顯得多麼幼稚，甚至帶點溫和而淳樸的味道。
格羅斯曼以顫抖的手，寫下了法西斯滅絕人性、令人髮指的種種暴行和主人公們悲慘痛苦的命運，真可謂「滿紙傷心淚」。但是，更令他心痛的，是在集中營的審訊室里，納粹小頭目居然大言不慚，將忠誠的老布爾什維克稱為「同類」。面對納粹分子惡毒之極的攻心，老布爾什維克卻顯得理屈詞窮，一度惶惑。原因何在？原因就在於納粹分子道出了希特勒的極權主義和斯大林的極權主義有相似之處。
借納粹之口，提出斯大林的極權主義，格羅斯曼的膽子也忒大了點。但關注民眾和社會，關注他們的生存與命運，熱愛生活與藝術，不趨炎附勢，不隨波逐流，為人生而追求藝術，不怕流放，不怕掉腦袋，這恰恰是俄羅斯優秀作家的優良傳統和獨立人格的表現。借用金庸先生在《神鵰俠侶》中郭靖的一句話，「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那麼，為國為民，亦當是作家之大者。問題是，有沒有斯大林的極權主義，如沒有，那格羅斯曼的麻煩就大了。
與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格羅斯曼的《生存與命運》沒有咄咄逼人的霸氣。他彷彿站在歷史的巔峰俯瞰人類的命運，認為革命和戰爭鑄就了二十世紀前半期的輝煌與沉重。希特勒的暴虐和獨裁阻礙人類的進步，摧毀世界的和平。斯大林作為最高統帥率領蘇軍將士和蘇聯人民浴血奮戰，正是為了粉碎納粹的暴虐和奴役，保衛家園，維護世界和平。但是，他為了鞏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也曾濫殺無辜，消滅富農，清除政敵，進行黨內大清洗和鎮壓異己。廣袤的凍土帶、極寒地帶和西伯利亞邊陲，布滿大大小小的勞改營，關押著千百萬刑事犯和政治犯。這是不爭的事實。
斯大林作為最高統帥，在《生存與命運》中雖沒有被大書特書，僅寥寥數筆而已，但作家還是揭示了他戰爭期間的複雜心態。當斯大林格勒戰役轉入反攻時，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緊張地等待著前線的報告。他注視著沉默不語的電話機，想到戰爭初期他曾產生過一種可怕的感覺：很可能這場戰爭的勝利者將會是他的對手希特勒，那時失敗者和勝利者都將受到人民的懲罰和歷史的審判。但是，當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向他報告斯大林格勒勝利的消息時，他半閉著眼睛彷彿睡著了。因為，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清楚，這不僅是他對敵人的勝利，而且是他對過去的勝利。作為勝利者，他是不受審判的。格羅斯曼認為，這恰恰就是蘇聯社會和人民的命運悲劇之所在。斯大林格勒的勝利，為斯大林過去的錯誤和失誤、為他的極權和個人崇拜，找到了最好的擋箭牌。
格羅斯曼在作品中，既肯定衛國戰爭的正義性，也不懷疑蘇維埃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因為這是戰爭勝利的保證。但令他痛苦的是，難道為了崇高的目的，就可以採取殘酷手段嗎？勝利者就真的不受審判嗎？當功過集於一人之身，就能以軍事上的功績掩蓋或取代政治上的過錯嗎？作者沒有直截了當做出回答，而是調動藝術手段，通過各色人物的生活與命運，通過他們的回憶與爭論，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進行道德批判，並將作家本人對歷史的評價和思維滲入到各色人物的意識中，最終讓歷史和讀者來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