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冷落，死備哀榮，對筆耕終生、孜孜以求真理和理想的文學家來說，這種截然相反大起大落的命運在蘇聯並不罕見。倒是文藝學界和評論界對《生存與命運》的評價之高，令人側目。不妨引鮑恰羅夫與阿納尼耶夫的兩段評論。
鮑恰羅夫1922年生，莫斯科大學教授，著述甚豐，有關蘇聯文學的研究和評論專著近二十部，1973年更因一部《人與戰爭·戰後軍事散文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思想》聞名遐邇。此次他為《生存與命運》撰寫了幾萬字的後記，並與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相提並論。他說：
我們的評論家們經常嘆息，哪兒有類似《戰爭與和平》，描寫1941年至1945年戰爭的史詩作品？《生存與命運》以及它那強有力的歷史哲學觀點，就是這種規模的作品。
（《十月》1988年第一期，第129頁）
阿納尼耶夫1925年生，著名戰爭題材作家，蘇聯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十月》雜誌主編，他撰文道：
格羅斯曼是我們時代的偉大作家，《生存與命運》是蘇聯文學的經典之作。
（《文學報》1988年8月24日）
可見，學界對格羅斯曼和《生存與命運》的評價異乎尋常之高。當然，這裡所引只是幾段結論性的意見，評論家們自有他們對作品的詳細闡述，無須筆者贅述。
當年，初讀《生存與命運》，我就曾被作者大膽的思想、犀利的筆觸、主人公們催人淚下的悲慘命運和作品史詩般的規模所震撼。作為研究蘇聯文學現狀的學者，我曾讀過大量新出版的，甚或「回歸」的蘇聯文學作品，但沒有一部作品能如《生存與命運》具有如此強烈的震撼力，具有像《戰爭與和平》那樣的史詩規模。激動之餘，我迫不及待欲將格氏的這部作品移譯過來，介紹給中國讀者。但由於某個環節上的疏漏，未能將本人在清樣上對譯文所做的詳細校訂予以勘正，以致留下無法彌補的缺憾。十年後，譯林出版社購得此書的版權再版，給了我一個「改正錯訛」的機會。
同樣，這些年來風雲際會的國際形勢，尤其是蘇聯的解體和我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我獲益匪淺，也明白了許多道理，回過頭來，再重讀《生存與命運》，那感受和體會，真可謂「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當年，作品之所以在它的本土蘇聯引起轟動和巨大反響，首先因為它是一部「禁書」。是一部被蘇共領導人蘇斯洛夫判處過「死刑」的作品。如今，斯人已逝，峨冠博帶早已零落成泥，他的名字亦早被忘諸腦後，但廣大讀者，就是要看看當年被他「槍斃」的這部書究竟寫了些什麼，會讓他如此暴跳如雷。
這也許就是逆反心理。但是，讀完全書他們才發現，原來書中充滿強烈的反思意識，格羅斯曼對歷史，對歷史事件，對戰爭，對斯大林格勒戰役，對千百萬人的命運和造成他們悲慘命運的緣由進行了深刻反思，大膽而尖銳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和看法。而這些見解和看法並不是作家在當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公開性和民主化的情況下才提出來的。於是乎，作家非同凡響的歷史哲學觀點，他那正直的作家良心和勇氣，他完成作品後的不幸遭遇，都激發起讀者對他的崇敬之情和對長篇的「狂熱」興趣。
實際上，光有這兩條還遠遠不夠，它依舊可能如夜空中的焰火，五彩繽紛，轟動一時，隨即煙消雲散，無法光耀人間，無法在俄羅斯廣袤大地上長存和平文明的火種。只有像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那樣優秀的文藝作品，才能讓歷史成為一面鏡子，才能讓道德價值在文化中積澱，才能讓人民產生凝聚力去爭取和平、追求更美好的明天。
那麼，格羅斯曼如何呢？他能不能將1941年至1945年的那場戰爭，寫成類似《戰爭與和平》那樣的史詩作品？可以說，他做到了。《生存與命運》是一部優秀的文藝作品，結構宏大，線索細膩，人物豐富，氣勢恢宏，具有真正的史詩規模，「最接近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所堅持的俄羅斯史詩傳統」（鮑恰羅夫），堪稱二十世紀的《戰爭與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