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文化機制非常奇特，一方面願意頌揚一些人的聲譽，哪怕其作品虛假蒼白得令人咋舌，另一方面也把一些作家視為異類，打入另冊，貶損之，批判之。搖旗吶喊式的頌揚和狂風暴雨般的貶損，都源於一個時期的文藝政策和某些人卑劣狡黠、趨炎附勢的心態，與正常健康的文化氛圍南轅北轍。遭此劫難的不止格羅斯曼一人，然而他既不願從此擱筆、停止創作，也不願改弦更張、隨波逐流，等待他的只能是更悲慘的結局。
四年的殘酷戰爭，母親及其他親屬在戰爭中遭受悲慘命運，戰後辛勤筆耕卻遭貶損封殺，對一個文化人來說，是最痛苦的，格羅斯曼陷入精神上深深的孤獨無助之中。但亦正是這難言的孤寂，使他能徹底洗滌人生的喧鬧與浮名，去與長眠地下的親人和戰友對話，探尋真理，挖掘歷史、戰爭、生存和命運中深層次的蘊藉。
蘇共二十大的召開和對個人迷信的揭露，使蘇聯文學開始「解凍」氣候，亦使格羅斯曼那顆冰冷孤寂的心充滿希望和新的活力，他下定決心，要再次通過文學作品來表達他重新形成的歷史哲學觀。因此，雖然他著手創作的《生存與命運》是兩部曲的第二部，雖然作品的情節線索依然以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為主線，雖然《為了正義的事業》的主人公除了為國捐軀者，不少人物仍在小說世界中繼續生活和戰鬥，受著生存與命運的煎熬和撥弄，但作品從構思、觀念、手法到整體的思想藝術水平，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完成了一次飛躍，達到了新的高度。如果說，作家在《為了正義的事業中》所要表達的最高思想，是為正義而戰的人民是不可戰勝的，那麼在《生存與命運》中，一切要複雜得多、豐富得多、深邃得多。作家已經不是單純地描寫歷史事件，描寫人物的生活和命運，而是在對現實生活和人的生存與命運的根本現象的敘述之中處處綻放著自己的思想之光，以及自己對社會、戰爭、民族、人類命運的獨特見解之光。
1953年至1961年，格羅斯曼在孤獨苦寂中，用這八年時間，終於完成了這部七十餘萬字的巨著。四周萬籟俱寂，身邊除了一堆傾注了他全部才華和心血的厚厚的文稿，連個朋友也沒有。他輕輕吁口氣，苦澀地搖了搖頭，閉上疲憊的雙眸。他不知道，明天到編輯部，他的《生存與命運》將會有什麼樣的命運。他更沒有想到，此時此刻，他完成了一部日後將被譽為「二十世紀的《戰爭與和平》」的經典之作，他從真正意義上完成了一次傷痕纍纍的文化突圍。
第二天，他惴惴不安地來到《旗》雜誌編輯部，把沉甸甸的手稿交給接待他的編輯，接著便是戰戰兢兢的等待。他何曾料到，即使是在赫魯曉夫執政時期，即使是在許多「出格」作品紛紛破土而出的「解凍」氣候條件下，編輯部的編輯、主編們，讀了他的《生存與命運》，還是嚇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唯恐受到牽連和指控，急忙將全部手稿交到了國家安全委員會，也就是令蘇聯人談虎色變的克格勃。格羅斯曼左等右等，等來的卻是克格勃官員的搜查，所有與書稿有關的東西，甚至包括列印紙和列印色帶均被收繳，他的書也再次被禁。
格羅斯曼又一次驚呆了，他的心再次戰慄不已，平日里才華橫溢、文辭滔滔的大作家，面對陌生而權重的政府系統，變得笨拙而毫無防護能力，無法調動他的言辭，做像樣的辯駁。直至後來我們才得知，格羅斯曼一病不起，他在病中給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哆哆嗦嗦寫了一封信，試圖拿點兒正當理由頂頂嘴：
為何要封禁我這部也許在某種程度上能滿足蘇維埃人精神需求的書，這部沒有謊言和誣衊，只有真理、痛苦和對人們的愛的書？為何要對我這部書稿採取行政暴力手段加以沒收，並將它當作一個殺人犯那樣予以關押？……倘若我這部書滿紙謊言，那就讓想讀到它的人們，讓我三十年來為之創作的蘇聯讀者來評判吧，讓他們來說說，在我的書中，有的是真理還是謊言吧。但是，讀者被剝奪了用世界上最嚴正的法庭（我指的是心靈的法庭、良心的法庭）來評判我和我的著作的可能性。過去和現在我都希望有這樣一種法庭。
（《文學問題》1988年第十期，第28頁）
上訴書似泥牛入海，格羅斯曼本應該想到的，但是他在《生存與命運》上實在傾注了太多的心血，他對赫魯曉夫實在抱有太大的希望。面壁八年，他在淡泊和滅寂中使自己的藝術才情獲得了一次整體意義上的升華，亦使自己有了一份不理會別人頤指氣使的勇氣和從容，他甚至敢於在自己的書中指出，蘇聯人民以自己的血肉之軀抗擊法西斯，並非為了斯大林，而是為了自己，為了自己的民族，為了戰後能有更大的自由、更美好的生活。既然如此，那他還怕什麼？在蘇聯，在俄羅斯，有許多文人決不怕為真理、為百姓而捐軀，但他們卻怕出不了書。格羅斯曼未遭逮捕，他也不怕被逮捕，卻在誠惶誠恐、揪心地等待赫魯曉夫的批複中度日如年。1964年，他因癌症在莫斯科溘然長逝，留下了遭禁的作品和永久的遺恨。
亦有消息說，格羅斯曼生前已經得知他作品的命運。據赫魯曉夫的女婿阿朱別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回憶錄透露，赫魯曉夫當時要麼沒有閱過格羅斯曼的來信，要麼沒有弄清它的實質，總之，沒有給格氏回信。但他透露，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斯洛夫曾接見過格羅斯曼，並聲稱：「別再想那部長篇小說，二百年後也許可能出版它。」
另據蘇聯《文學報》1988年7月6日報道，著名作家巴克拉諾夫在第十九屆全蘇黨代會上的發言透露，蘇斯洛夫曾表示，「《生存與命運》這部長篇小說二百年後也不可能出版」。兩人的說法不完全相同，但意思是明確的，即掌握生殺大權的重要官員實際上宣判了作品的無期徒刑。不過歷史跟蘇斯洛夫開了個極大的玩笑，不到二十年，《生存與命運》便於1980年在瑞士出版了俄文本。1982年，蘇斯洛夫本人未能擺脫自然規律，撒手人寰。1984年作品被譯成德文，1986年英文版在美國發行，所到之處，都引起轟動和強烈反響。英文版譯者羅伯特·錢德勒在「前言」中稱：「這是本世紀真正的《戰爭與和平》」。沃爾夫·貝克爾在1984年12月3日的《明鏡周刊》上撰文說，「作品令人感動」。格羅斯曼「那種無畏的勇敢精神值得欽佩」。羅德納·欣利在《紐約時報書評周刊》（1986年3月9日）發表評論文章指出，《生存與命運》的成功在於作家對「重大主題的高度嚴肅性和他那令人信服的對歷史、道德和政治的思考」。
1988年，《生存與命運》漂泊二十餘年之後終於回到了它的祖國，同蘇聯讀者見面。作品剛在《十月》雜誌第一期上刊出第一部分，就引起轟動和讀者的強烈興趣，人們迫不及待地等待刊登它的下一期雜誌。作品共分四期連載，每期印數近三十萬冊，均不到兩天便被搶購一空，買不到雜誌者只得複印或手抄，真可謂「洛陽紙貴，萬流景仰」了。讀者紛紛給報刊寫信，讚譽這部令人「潸然淚下」又「激動萬分」的巨著，稱它是這些年來讀到的「最為出色的作品」。圖拉市一位領退休金的老者給《文學報》寫信說：「我記得，當時我怎樣讀完了格羅斯曼的長篇《為了正義的事業》，怎樣等待著它的續篇……幸運的是，我等到了，可令人痛苦的是，為此竟需要三十餘年的時間。」（《文學報》1988年第九期）
一場政治旋渦使格羅斯曼沉入了海底，戈爾巴喬夫的一場不成功的政治改革又使他浮上水面。是金子總會發光。歷史是公正的，真正的藝術是埋沒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