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規範化的前提是學術獨立，真正的學術規則是在學術獨立的傳統中自發形成的，是以學術為志業的學者們之間的約定俗成。在學術具有獨立地位的國家和時代，或者在堅持學術的獨立品格的學者群體中，必定有這樣的學術規則在發生著作用。相反，如果上述兩種情況都不存在，則無論人為地制定多少規則，都不會是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規則。
學術獨立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尊重學術的獨立地位，二是堅持學術的獨立品格。前者關涉國家的體制，後者關涉學者的自律。這兩個方面有聯繫，但可以相對分開。即使在學術沒有獨立地位的情況下，有良知的學者仍可堅持學術的獨立品格。
學術的獨立，關鍵是精神價值對於功利價值的獨立，把精神價值自身當作目的，而非獲取任何功利價值的手段，不管是國家利益的大功利，還是個人利益的小功利。
對於一個學者來說，學術既是個人的精神家園，又是他對於社會負有的精神使命，二者的統一是他的特殊幸運。學者當然應該擔負社會責任，但他的社會使命也必是精神性質的，不是在當下事務中做風雲人物，而是立足於人類的基本精神價值，關注和闡明關涉社會發展之全局的重大理論問題。
做學問是最起鬨不得的事情，必須耐得寂寞，才能做得下去。做學問也是最勉強不得的事情，必須有真興趣，才能做出成績來。文化和學術是社會的財富，但具體的文化創造和學術研究過程卻是非常個人化的，一切精神傑作都是個人在寂寞中獨立勞作的產物。世上任何時候總是有真正愛文化的人，他之從事文化乃是性情所驅，不得不然。所以，不管市聲如何喧囂，人心如何浮躁，他仍能心靜如恆。
人們常說，做學問要耐得寂寞，這當然不錯，耐不得寂寞的人肯定與學問無緣。可是，倘若一件事本身不能使人感到愉快，所謂耐得寂寞就或者是荒唐的，或者只能用外部因素的逼迫來解釋了。一個真愛學問的人其實不只是耐得寂寞，毋寧說這種寂寞是他的自覺選擇，是他的正常生存狀態，他在其中自得其樂，獲得最大的心靈滿足，你拿世上無論何種熱鬧去換他的寂寞，他還不肯換給你呢。
在學養和識見之間，我本人更加看重識見，因為我相信識見是學養的靈魂，有識見，學養才是活的。
是否擁有心智生活與職業無關。事實上，大學和研究機關里許多人並無真正意義上的心智生活，只是在做死學問，或謀生謀利。職業化的弊病是：精神活動往往蛻變為功利活動；行業規矩束縛了真才之人的自由發展。所以，歷史上有許多偉大的精神探索者寧願從事一種普通職業，而只在業餘時間從事精神探索。
一個真誠的人生探索者可能會走錯路，但他對待人生的態度在總體上是正確的。一個只在書本里討生活的學者也許不犯錯誤，但他對待人生的態度本身就是最大的錯誤。
我所理解的學術：
1，學術性：新材料，即發現某種被忽視和遺忘的有價值的實物或文獻的證據，足以證明一個假說或推翻一個定論。
2，思想性：新觀點，即提出某種看問題的全新的角度，以之對已有的材料重新作出解釋，這種解釋勝於原有的解釋，至少是富於啟發性的。
當今大多數的所謂學術，兩者皆無，材料和觀點都是舊的，只是在笨拙地或機敏地重複前人。所謂的新觀點只是：暫時被遺忘的舊觀點（冷門）；流行的觀點（熱門）。
從事人文研究是可以有不同的方式的。比如說，其一，學者的方式，嚴格地做學問，講究規範和方法，注重材料的發現、整理和解釋；其二，才子的方式，瀟洒地玩學問，講究趣味和風格，用文字展露機智和才情；其三，思想者的方式，通過學問求真理或信仰，注重精神上的關切。我的感覺是，學者的方式可信，才子的方式可愛，思想者的方式可敬。這三種方式，我們在以往學者中都可以找到其代表人物，而我眼中最好的學者則兼具三者，我對他們是既信服，又喜愛，同時還尊敬的。
當然，我絕非這樣的最好的學者，但我願意學他們的精神。他們的精神是什麼？就是智、情、魂兼修，把真、美、善打通，努力做一個頭腦認真、情感豐富、靈魂高貴的人。人的天賦有高低，而這個目標都是可以追求的。說到底，做學問也是在做人，與做人脫節的學問為我所不取。
有一些人很看重學術界同行對他們的評價，以及他們自己在學術界的地位，這一考慮在他們的課題選擇和工作計畫中發生著很重要的作用。我無意責備他們，但是，我的坐標與他們不同。我從來不面向學術界，尤其是當今這個極端功利的可憐的中國學術界。我不會離開自己的精神探索的軌道去從事瑣細的或者時髦的學術研究。我所面對的是我的靈魂中的問題，並帶著這些問題去面對人類精神探索的歷史，從這一歷史中尋找解決我的問題的啟示。我不過是出自自己的本性而不得不走在人類精神探索的基本道路上而已，我既然不關心我在這個歷史上能否佔一席之地，那麼，就更不會去關心在當今可憐的學術界佔據什麼位置了。這便是我的謙虛和驕傲。
真正的學術研究應是一種以問題為核心的系統研究，具體地說，便是進入到所研究對象的問題思路之中去，弄清楚他思考的基本問題是什麼，他是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的，他的解決方案的形成過程，是否還留有未解決的疑點或難點，同一問題在思想史上和當代思想界的提出及不同解決方案之間的比較，等等。毫無疑問，要完成這樣的研究工作，必須兼具思想的洞見和學術的功底，二者不可缺一。
當我們圍繞某一個主題讀書和寫作時，我們便稱之為學術。我們的主題越是固定不變，以至於不再讀與這個主題無關的書和不再寫與這個主題無關的文章，我們就越是純粹的學者。
世上有多少學術性的質疑是有道理而無價值的啊。
我愈來愈不信任哲學和文學中的所謂客觀研究，我也愈來愈厭煩那種面面俱到、四平八穩的評述文章。你喜歡誰，你就去研究誰好了。你在哪些方面與他發生強烈的共鳴或抗爭，你就去寫那些方面好了。至於其他的人和方面，只要真正有價值，自會有相宜的人對之發生共鳴和抗爭，由他們來研究和寫作總比由你來研究和寫作更合適。在思想史領域中，如果我們的作者都去寫自己真正感興趣的思想家，並且僅限於寫自己真正有感受的側面，如此產生的成果放到一起，要比人人都寫面面俱到的評介文章更能反映思想史和思想家的真實面貌，「主觀」的方式達到了更「客觀」的效果。
從前的譯家潛心於翻譯某一個作家的作品，往往是出於真正的喜愛乃至偏愛，以至於終生玩味之，不但領會其神韻，而且浸染其語言風格，所以能最大限度地提供漢語的對應物。傅雷有妙論：理想的譯文彷彿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錢鍾書談到翻譯的「化」境時引述了一句話，與傅雷所言有異曲同工之妙：好的譯作彷彿是原著的投胎轉世。我想，之所以能夠達於這個境界，正是因為喜愛，在喜愛的閱讀中被潛移默化，結果原作者的魂好像真的投胎到這個譯者身上，不由自主地說起中文來了。這樣產生的譯著成功地把世界名著轉換成了我們民族的精神財富，於是能夠融入我們的文化進程，世代流傳下去。名譯之為名譯，此之謂也。在今天這個浮躁的時代，這樣的譯家是越來越稀少了。
這是我多年前寫下的一則感想——
留在國內的人開始鼓吹純學術了，似乎一切都可以被剝奪，唯有學術剝奪不了，於是學術就變得純而又純了。據說跑到國外的人已經在鼓吹流亡文化，似乎一切都帶不走，惟獨帶走了文化，於是文化便和他們一起踏上了流亡之途。守著學術堅持，或者擔著文化流浪，大約都能使人體會到一種使命感。可惜的是，我的學術永遠純不了，你的文化永遠有個家，誰本來有什麼就仍舊有什麼。卧薪嘗膽的純學術和義憤填膺的流亡文化好像都很有悲劇色彩，但我擔心有一天我們將不得不觀看兩者吵架的鬧劇。
有一些人的所謂做學問，不過是到處探聽消息，比如國外某個權威說了什麼話、發表了什麼文章之類。我不否認了解最新學術動態的用處，但是，如果把主要精力放在這裡，那就只是扮演了一個學術界的新聞記者的角色而已。和這樣的人在一起，你也許會聽到各種蕪雜的消息，卻無法討論任何一個問題。
我不懷疑今天的學術界仍有認真的研究者，但更多的卻只是憑著新聞記者式的嗅覺和喉嚨，用以代替學者的眼光和頭腦，正是他們的起鬨把任何學術問題都變成了熱門話題，亦即變成了過眼煙雲的新聞。
當今學界的根本問題是官場化，並且帶進了當今官場的一切腐敗現象。問題的癥結在於行政化的學術領導和管理體制。在學術密集之地的大學，教育行政部門決定一切，包括校長的任命、教材的編定、經費的分配等。
在這種體制下，決定一個學者的地位和待遇的評定機制基本上是非學術的，起首要作用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