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七年（1627）九月底，明熹宗駕崩。皇帝登基駕崩，臣民繼續過著自己的生活本是常態，但因為天啟一朝腐敗的程度，歷朝歷代少有能及者，所以熹宗的駕崩勢必引起很大的反響。萬曆四十八年（1620），熹宗的父親光宗即位不足一月，便遭人毒死，廷臣倉促擁立未滿十五歲的熹宗登基，以免後宮妃嬪與閹官聯手攝政。但是廷臣錯估局勢，閹官魏忠賢入宮三十載，善於玩弄宮廷權謀，深受新太后與乳母所信賴，而少年熹宗也對魏忠賢寵信有加。
年少的熹宗喜歡做木工，也樂得放手讓魏忠賢處理朝政，自己則流連作坊，就連朝廷老臣也無緣見龍顏，只得聽任魏忠賢及手下爪牙決斷國事。等到魏忠賢掌握朝廷、宮中府庫之後，就指派親信閹官到各富庶省城任職，搜刮稅銀，畢集於戶部。此時國庫支絀，叛亂四起，西北蒙古各部蠢蠢欲動，東北關外又有滿族鐵騎窺伺，但朝廷官兵卻是錢糧俱缺。雪上加霜的是，朝廷政治黑暗，造成北疆戍邊良將死的死、含冤的含冤。滿人更是有恃無恐，於天啟六年（1626）加強攻勢，這從滿族籌劃全面興兵入關便可看出。
熹宗在位期間，魏忠賢的黨羽勢如中天，東廠錦衣衛的耳目遍布京城，官員若是有膽批評其個人或政策，就算是國之重臣，魏忠賢也能教他死在朝廷之上。最有名的案子發生在天啟五年（1625），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六名大臣遭到逮捕拷打。這六名大臣都有功名，其中又以楊漣為首。楊漣本為御史大夫，大膽諫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狀」，於是遭到醜詆納賄，在牢中被活活打死。其他五位大臣也被屈打逼供，慘死獄中。但竟然有官員阿諛奉承，極盡獻媚之能事。譬如浙江巡撫在天啟六年（1626）上疏，祈請在西湖湖畔為魏忠賢建生祠。朝廷准奏，結果各省官員爭相效尤。要等到熹宗於天啟七年（1627）賓天，魏忠賢才告失勢。因為熹宗的五個兒子都早夭，於是就由其弟繼承帝位，是為思宗。這年十二月，思宗將魏忠賢免職之後，旋即下詔逮捕魏忠賢。魏忠賢不想讓他加諸別人身上的手段還諸己身，於是自縊身亡。新帝行事果決明快，時局氣象似乎煥然一新。
如此驚天動地的消息總是傳得很快；張岱也受其影響，於是決心寫一部詳細的明朝史。說來也很巧，熹宗駕崩之時，張岱剛好完成他第一部著作。此書乃是古人事迹之合集，由張岱廣搜正史、博採野史，上起西周，下至蒙元。張岱最後整理出將近四百則，親手仔細抄錄。此書從萬曆四十六年（1618）開始編纂，當時張岱剛成婚不久，初刊題為《古今義烈傳》，搜羅歷來良將、碩儒、廉吏、明君，但出身卑微之人，如商賈、僧人、乞丐，也廁身其間。每個人物都立有小傳，後置贊語。各篇都會將作者與讀者相連。張岱繼續解釋著述動機，並提到宋代詩人蘇東坡，東坡曾說：「子無病而多蓄葯，不飲而多釀酒。」張岱引述蘇東坡的話：「病者得葯，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余為之酣適。」所以對張岱而言：「使得同志如余者，快讀一過，為之眥裂，猶余眥裂；為之撫掌，猶余撫掌。」
張岱希望寫史，這個想法源自他展讀歷代節義之士的事迹，心頭總覺熱血慷慨，就如「肉視虎狼，冰顧湯鑊，余讀書至此，每為之頰赤耳熱，眥裂髮指，如羈人寒起，戰慄無措；如病夫酸嚏，淚汗交流」。
這類激奮張岱心志之士在古代可謂處處可見。他們生來便喜冒險患難，一眼就能認出同道之人：「天下有絕不相干之事，一念憤激握拳攘臂，攬若同仇。雖在路人，遂欲與之同日死者。」典範雖在夙昔，但卻有益吾人理解今日的局勢：「余見此輩，心甚壯之，故每涉覽所至，凡見義士俠徒，感觸時事。」時局愈是危厄，良方愈是難覓，事件的發展似乎也愈激蕩人心：「何者？天下事不痛則不快，不痛極則不快極。」所以在日常生活也是如此，猛葯才是良方：「強弩潰癰，利錐拔刺，鯁悶臃腫，橫決無餘。立地一刀，鬱積盡化，人間天上，何快如之！」
張岱還談了《古今義烈傳》的治史方法，他把要寫的人分為幾類。 有兩種人值得稱頌，其行動遽然而發，慨然無我。第一種人「慷慨赴義，必於倉皇急遽之交，生死呼吸之際，感觸時事，卒然迸裂，如電光江濤，不可遏滅」。另有一種人的卓然氣節與這種人相關，「乃有為國捐軀，至死不悔，是蓋純任憤烈，非謂當然而然也」。果敢行動背後的力量勃然而發，令張岱動容，而這正是為什麼他不想寫荊軻之流、為「恩結」赴死的劍客，不寫「君臣之分，莫逃天壤，而有死無他」的大臣。張岱也不寫不值為之而死、或是出於「積處所成，非義憤所激」而死的人。
張岱在最後一段筆鋒一轉，出言有可能招來橫禍：「故凡豺狼當道，請劍無門，雖能以一身挫其鋒，以片言折其角者，並收列之，蓋欲以空言存斧鋮，不欲以成敗論英雄也。」如果張岱所提以前的議題與當前時事相關，就算有人說他信口雌黃、沒有根據，他也不會將之刪去，因為他希望他的文字能夠彰顯仁義道德。張岱在此的典範應是史家董狐，孔子贊其為人耿直及行事力求真相的作風。張岱最後以嘲諷的口吻作結，說即使馬、犬、鳥、猴也有懿行傳之於世，譬如救騎馬之人於溺水之中，或示警賊之將至，他也會予以適當的記載：「余特署之於簡，以愧世人之不知猴馬者。」
從崇禎元年（1628）到二年，張岱多半忙著安排《古今義烈傳》的刊刻印行，並邀友人、當地文人作序。結果好評如潮，還有人把張岱的成就與漢代史家司馬遷相比。這年（崇禎二年）秋天，張岱啟程北上探望父親。這些讚譽猶在耳際，也不免有溢美之嫌，但無疑讓張岱更堅定撰寫巨著的計畫：一部上起1368年明朝啟建、歷經十五位皇帝，迄於熹宗駕崩的書。為求謹慎，張岱至此擱筆，不對思宗快刀斬亂麻、剷除魏忠賢之事妄下臧否。
張岱看出魏忠賢的故事蘊涵戲劇張力，甚至在事件爆發之初，似乎就已著手以魏忠賢一生起落為題材來寫一齣戲。魏忠賢垮台過了一年多之後，《冰山》在紹興公開表演，反應十分熱烈。 張岱說戲台前擠滿圍觀人群，門外的廣場也全都是人：群眾對勇敢的御史大夫楊漣 深表認同，當扮演楊漣的演員亮相唱出「某楊漣」時，在場觀眾開始高呼「楊漣！楊漣！」據張岱所說，乃「聲達外，如潮湧」。另外還有城中勞役顏佩韋 ，擊殺依附魏忠賢的當地貪官，他一登場，群眾也是「嘄呼跳蹴，洶洶崩屋」。
崇禎四年（1631），張岱二度北上山東，這回他帶著戲班，為父親獻演《冰山》。 當時看戲的人裡頭有不少在崇禎初年後在京為官，他們把親身經歷告訴張岱，張岱也將之寫入戲中。張岱說，加入親歷之人所提供的材料之後，《冰山》一劇更跌宕起伏，引人入勝。
張岱面對魏忠賢的罪孽，道德立場顯然相當堅定，但對於其他人的過失，只要他們謹守《古今義烈傳》頌揚的宗旨，張岱也就不予深究，對自家族人怪異的金錢和政治做法尤其如此。張岱寫了一系列先祖傳略，用語看似坦率，實則頗經過一番斟酌。譬如高祖張天復一生的失敗，照張岱的推想，原因在於他無法順應西南邊疆的運作方式。張天復出任雲南要職，卻發現自己身陷當地官場與叛亂。雲南實際是由沐氏把持，他也願意出巨金賄賂張天復，以繼續把持雲南。張天復只消收下巨金，與沐氏分享平叛功勞即可。但是張天復以顧全廉節為由，嚴辭不受，結果他錢財功勞兩失。沐氏用這筆錢買通其他官員，找人抨擊張天復處置不當，然後再上疏彈劾張天復。後來因為天復之子文恭放下學業，急奔雲南，設法對簿公堂，張天復才死裡逃生，獲得緩刑——即便如此，張天復也已元氣大傷，前途全毀。
曾祖張文恭雖然考場得意，卻是仕途坎坷，只因他不願逢迎當道，從俗向批閱試卷的座師獻媚。隆慶三年（1571），張文恭中狀元，拔擢他的主考官是最有權勢的大學士，張文恭卻不屑這入列大學士門生的天賜良機，堅稱他乃出於羅康洲門下——張文恭築室龍山時，羅康洲也在此共讀。 根據張岱的說法，有人在這位大學士面前提到張文恭，他只說了一句：「是子病狂矣！」張文恭回應之道就是當大學士生病時，不願跟著趨炎附勢之徒去問候，大學士的族人去世時，也一概不去弔祭。張文恭寧可辭官返鄉，編修《紹興府志》。張岱寫道，曾祖張文恭「光明磊落，直以天下為己任。人且望其為救時宰相，而惜惟天下不造，乃不慭遺一老也」。
祖父張汝霖似乎也是同樣不識時務，把心思都放在讀書上頭——或許他有心克紹箕裘，也想得意科場，所以完全不管家產的經營。 雖然張岱的敘述簡練，措辭老套，不過從字裡行間，還是能見到張汝霖當年苦讀的生活細節：「文恭捐館（萬曆十六年），家難漸至。縣官修舊隙，魚肉人。大父讀書龍光樓，輟其梯，軸轤傳食，不下樓者三年。田產居積，多為人豪奪，不敢阻，直聽之而已。」或許張汝霖很聰明，知道若要金榜題名，就得遠離紅塵俗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