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生於萬曆二十五年（1597），此時明朝國祚已賡續二百二十九年。明朝的年號是關於張岱我們唯一知道的時間度量——直到崇禎十七年（1644），隨著明朝覆亡，一切都灰飛煙滅。我們或許會認為，到張岱這一代，離明朝肇基已有一段悠遠的時間距離，造成幾乎不可能探究的思維幅度；但是對張岱來說，要胸懷如此浩瀚的歷史，非但沒有嚴重的斷層感，而且只有歲月悠悠的心滿意足。目前大部分歸結出來的晚明日常生活，於他定皆平淡無奇。
長期以來，中國人的家庭生活注重錯綜的尊卑關係。晚輩與長輩同堂，必得順其旨意。婚姻大事由長輩安排，雖然富有人家的男性還可納妾，但庶出之子在家裡的地位卻次人一等。男性長輩形式上雖擁有無上權威，但實際掌握家庭財政瑣細、負責照料全家的是女人。在鼎鼎望族之家，母親或其他女性親人也會督促孩子的童蒙教育，不過之後漸漸由男性長輩接手，承擔教導年輕人參加科舉考試的責任；科考乃世家子弟的生活重心，競爭激烈的考試科目以儒家典籍為主。由於女性不得出仕或參加科考，所以能識文斷字的女性多是名門閨秀，這些人也成為通俗白話小說和史書的讀者，愛好吟詩作對。
舉凡攸關家道興衰的兆頭和預言，一般家庭都不會等閑視之，多半會成為家族軼事流傳下來。宗教信仰鼎盛，但能兼容並蓄；虔心向佛與祭祖、敬拜灶神和社稷之神完全不相衝突。孩童夭觴、女人難產身亡是常有的事，不過男人也一樣活不久，年過半百還能生龍活虎，就已是天大的福分、了不起的成就。
就工藝技術而言，中國自進入明朝就無特別出色的轉向。絲織和瓷器製造技術久負盛名，且水平之高，獨步世界。能工巧匠輩出，除擅長冶金、玉雕、製造燈籠和漆器，亦專精茶、鹽、棉、陶器、傢具等日常用品技術。水利工程佔有一席之地，主要因河道、運河大量淤積，必須時常疏浚、築堤和排水。此外，天文與地理之學十分發達，除曆書精準關乎朝廷威望和天文歷算的正確度，同時，各省及邊疆有司丈量土地，繪製稅冊、糧冊的作業，也需要有可靠的地圖。中國在這些方面雖仍不斷尋求突破，國家的基本發展卻沒有根本性的變革。
即便許多方面擺脫不掉歷史的承襲，但明代的文化領域可不是如此停滯不前。張岱成長的年代，明代政經雖積弱不振，社會風氣卻活潑奔放，逸樂和標榜流行的氣氛，瀰漫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的文化活動中。 這是一個宗教和哲學上所謂折中主義（eclecticism）的年代，所以我們看到佛教改革派別及慈善事業大為興盛，女性受教育者日眾，同時一方面深究個人主義為何，卻也在擴大檢驗道德行為的基礎；大膽創新的山水畫，最知名的戲曲，最有影響力的章回小說，細膩非凡的治國方略和政治理論，以及植物、醫藥、語言事典的編纂，這一切都構成了張岱的童年世界。正因為對知識和個人可能性的狂熱感，連來自歐洲的天主教傳教士也被社會接受，吸收信徒，把宗教教義和道德哲學的作品，連同天文、算術書籍翻譯成中文，結交來自北京與各地官宦人家的文人。這些跨文化的衝擊體驗，張岱或多或少都了解，也留下不少他自己的思索看法，除了小說和短篇故事以外，他寫過很多當時流行的東西。
不過雖說是一切照舊，有些變遷已在悄悄衝擊張岱的世界，其中之一就是明代人口的大幅擴張。雖然沒有精準的數據，但地方和朝廷的各種記錄顯示，明朝肇建時（1368）的人口數大約是八千五百萬，到張岱出生時，人數已攀升至一億八千萬，或許還不止。 這無疑給土地和農耕帶來新的重擔，於是改良稻種使田地能一年收成兩次甚至三次，針對沼澤、沿海平地進行排水改良，砍伐高山森林，同時將人口刻意朝西南和東北地區遷徙，以減輕部分負擔。此外，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深入南美洲大陸和加勒比海地區，連帶把各式各樣的新奇作物橫渡太平洋帶到中國，只是當時少有人能感覺到它們對未來的深遠影響。其中包括地瓜、玉米和花生，被發現能有效醫治瘧疾的奎寧等藥用植物，以及煙草等其他適合中國土壤的作物。有些西方貿易船隻帶來的是美洲大陸的白銀，用來購買中國的精美商品；當然也不乏船隻運載著香料和稀有的藥用植物，如主要用於醫治痢疾的鴉片。
張岱的祖先或許是在一個世紀前，也許更早，從與西藏交界的四川往東海遷徙，定居在上海西南二百里的紹興城。當時上海市鎮雖稱繁榮，但還談不上商業中心，而紹興已是一個文化與經濟的重鎮。張家遷往紹興時，正巧遇上16世紀農耕和土地所有權在地方的重大變革：人口迅速攀升，同時挖溝疏浚以開墾利用的新地也不多，造成人均農業所得下降，有鑒於此，許多在家鄉屬經營地主（managerial landlords）的大戶人家，開始往城市移動。這個階層原先在農村還能扮演領袖，成為小農和貪得無厭的朝廷之間社會和經濟衝突的緩衝；遷居城市後，他們漸漸脫離農業經營上的現實與挑戰，反而一頭栽進不在地地主（absentee landlords）那種愜意但只坐享其成的角色，把地產交給專門管理人與管家這批新的中間人管理。張家可能也遵循類似的模式，因此張岱從小生活錦衣玉食，但社會責任感也相對薄弱。
結果農業稅收大幅帶動的是城市生活的流行風氣，市鎮的文化多元，以及促進紹興等城市的規模與繁榮。龐大的財源幾乎沒有迴流農村，去投資改善農耕技術或大型的灌溉排水工程。雖然毫無疑問，像紹興長期依靠河道與運河運輸民生物資，部分農家也因此能將農產品銷往這些新興城市，提高所得，然而城鄉經濟和生活形態的差異日擴，已成社會的發展基調。
往昔的讀書人，特別是張岱大力推崇的讀書人，早已看出社會弊病所在，經常冒著丟官甚至喪命的危險，也要大聲疾呼。當然，對張岱或歷代有志之士來說，中央朝廷的集權，與在朝為官從政的文人官僚，都是他們要面臨的現實。也拜這些所賜，張岱才得以穿透社稷之表象，了解暗藏的積弱不振，這確實很像他小時候愛看燈籠，彷彿其亮光可以照亮卜居城市的種種曖昧不明。
因當時朝廷修史與京城邸報每周新聞的傳播，明朝多位皇帝驚人的荒唐行徑也為市井小民所知。張岱出生時，在位的是明代第十四位皇帝萬曆。至萬曆四十八年（1620）為止的整個萬曆年間，國政是一天不如一天。也許是這位皇帝種種怪異的行為舉止，激發張岱鑽研歷史，特別是閱讀人物傳記更成為他終生的嗜好。張岱弱冠之時，神宗深居內廷，宮裡的宦官是唯一可面見聖上的男性，他們很快就把持了朝政。有明一代，宦官一直大權在握，但因朝臣假道學、交相撻伐，惹惱萬曆皇帝，讓他難以忍受，往往好幾個月拒絕到外殿接見官員。為表反彈，文人和遭罷黜者開始結社倡議改革，雖議論酣熱，但對聖上或宦官表明造反，只有遭嚴厲整肅的下場，於是朝政日敗，危在旦夕。
張岱對明史有很透徹的理解。上溯至14世紀中葉，開國君主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農村，貧無立錐之地，一度還出家為僧，遊方四海。後來，朱元璋展現運籌帷幄的軍事長才、果敢的決斷能力，歷過經年征戰，驅逐蒙元的異族政權，一統天下。明太祖一方面分封諸皇子，另一方面在南京重建強大的官僚體系，透過組織地方上的大地主，完善農村的社會制度。明太祖性格暴躁，行事極端暴烈，但也以精明幹練、眼界開闊聞名。太祖把皇位傳給皇孫惠帝，新君學問淵博，對理想的中央集權方式有其見地，但太祖之子、惠帝之叔弒君，隨即踐祚，是為成祖。成祖自南京遷都北京，下令建造舟船，遠航至非洲東岸和波斯灣，宣揚天朝國威與成就。
儘管這類遠洋航行因耗費不貲而作罷，但缺乏先祖雄才大略的後繼者，還是師法開國君主們酷愛誇耀、展露軍威的習性。幾任皇帝斥資重建北方殘缺不全的邊防城牆，成為後世所知的「長城」 ，卻完全抵擋不住北方蒙古鐵騎虎視眈眈的侵擾。15世紀中葉，明英宗自認神武，結果在土木堡之役中被蒙古人俘虜圈禁，付了贖金才獲釋。英宗最後又從繼承帝位的景帝手中奪回皇位，不過皇室蒙羞的印象已難以磨滅。16世紀初，明武宗與宦官在皇城中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與宮女全在帳篷生活，此荒誕之行又耗費白銀不知幾百萬兩。
16世紀中葉，眼見東部沿海有大半遭倭寇劫掠而荒蕪，明朝皇帝卻束手無策。所謂倭寇，除了海賊，還有對朝廷不滿的地方領袖和沿海居民，當政者統稱「倭寇」，容易理解但不無誤導之嫌。至於東北邊防，在張岱出世前不久，萬曆皇帝曾有大膽之舉，他調遣兵馬、水師馳援朝鮮，成功協助朝鮮國王逐退興兵來犯的倭軍。這次出征雖大有斬獲，但到17世紀初，靠近朝鮮邊界的部落開始結盟，在中國北邊集結成新興的潛在敵國。這股勢力與歸順的漢人通力合作，並以「旗」制編納混雜而成的新軍隊，自稱「滿洲」，宣布締建國號為「清」，於崇禎十七年（1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