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培凱 鄢秀
一
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列強對中國雖已停止了侵略殖民，但西方一般民眾對中國的認識，仍然帶有殖民心態與說不清道不明的迷思，三分獵奇、三分輕蔑、三分憐憫，還有一分「非我族類」的敵意。想到中國的山河廣袤、人口眾多、歷史悠久，心目中浮現的圖景就似真似幻，好像乘坐荒野打獵的越野吉普，手持望遠鏡，馳騁過山林叢莽，觀看熊羆虎豹、獅子大象、猿猴猩猩、斑馬羚羊，倏忽群獸遍野，狼奔豕突，倏忽蒿草無垠，萬籟俱寂。中國像萬花筒，什麼都有，什麼花樣組合都變得出來；中國歷史像變魔術，可以把一切想像變成真實，又可以把一切真實變成幻象；中國文化傳統玄之又玄，陰陽變化，萬象歸一，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變是不變，不變是變。不要說聽的人越聽越糊塗，講的人也是越講越糊塗，於是，中國也就「假作真時真亦假」，神龍見首不見尾了。
其實，在歐美真想了解中國歷史文化，也有不少西文學術書可供閱讀，從孔子到毛澤東，都有所論述，而且大體上都提供了史實正確的知識。讀者對中國近代有興趣，也可以從各類學術專著與教材，知道些翻雲覆雨的歷史大人物，得知鴉片戰爭肇啟列強對中國領土資源的覬覦與蠶食，得知中國從幾千年的帝制轉為民國政體，得知軍閥混戰與日本侵略，得知國共內戰與共產黨的勝利。耐下心來讀點思想史與社會經濟史，還能知道耶穌會傳教給中國帶來一些科學新知、早期中西文化接觸給西方啟蒙運動提供滋養、清代思想統治影響學術變化、明清以來人口流動與增長的情況、美洲白銀與農作物傳入改變了中國經濟結構。甚至會發現，原來有這麼許多學術專著討論中國近代歷史事件與特定人物，探討傳統社會生產與倫理關係的解體，研究政體改變與城鄉結構的變化，以及西潮如何衝擊文化傳統、思維邏輯與教育制度，等等。但是，對一般讀者而言，學術專著太深奧，教科書又太枯燥，陌生的人名、地名、事端、爭論，令人越看越紛亂，滿腦都是糨糊。實在不懂為什麼中華帝國會反對通商、反對自由貿易、反對門戶開放，不懂為什麼一向講究禮義和平的老百姓會突然變成革命群眾，不懂中國人民到底在想什麼。好像愈知道許多人物與事件，卻愈加糊塗，有如霧裡看花。
這幾十年來歐美出了一位研究中國史的奇才史景遷（Jonathan Spence），他最大的貢獻就是以優美流暢的文筆，把中國近代錯綜複雜的人物與史事，通過嚴謹的歷史考證，參照專家的鑽研成果，以「說故事」的傳統歷史方法，娓娓道來，讓西方讀者「撥開雲霧見青天」，對中國的歷史經歷有了「感覺」。
二
「史景遷」這個華文名字，是他在耶魯大學研讀歷史學博士學位期間，一位中國史學前輩房兆楹給他取的，寓意明顯，期望也高，學歷史就要景仰司馬遷，以司馬遷為楷模。司馬遷的《史記》，材料豐富，考辨嚴謹，敘事清楚，條理分明，文筆生動，「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景遷是現代史家，不像司馬遷出身「史卜巫祝」傳統，有著「究天人之際」的使命，但是，他研究晚明以迄當代的中國歷史，敘事的方法與文體卻循著《史記》的精神，的確當得起「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讚譽。從他第一部《曹寅與康熙》（,,）開始，他就結合檔案史料與研究曹雪芹先世的各類文史資料，寫了康熙皇帝的治術，同時也勾勒了清朝天子的內心世界。這種對原始資料的紮實研究基礎，讓他在第三部著作《康熙》（,）中，得以化身康熙，以第一人稱的敘事方法，發揮歷史想像，充分展現康熙大帝的喜怒哀樂，讓西方讀者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中國皇帝。書寫康熙，把一切客觀歷史材料轉為自傳文體，必須從天子的角度看天下，涉及各種各樣的天下大小事，以宏觀的視野，高屋建瓴，為大清帝國的長治久安著想。如此，表面是書寫假託的康熙自傳，實際上卻必須考慮中華帝國的方方面面，從統治天下的全相角度呈現中華帝國的全貌。
史景遷第二部書《改變中國》（），探討近代西方人士如何參與及推動中國的歷史變化，從早期的傳教士湯若望、南懷仁，清末的戈登、赫德、丁韙良、傅蘭雅，一直寫到民國時期的鮑羅廷、白求恩、陳納德、史迪威，開啟了他對中西文化接觸與交流的研究興趣，撰寫了後來一系列相關著作。他的興趣，從西方人在華活動擴展到中西文化接觸所引發的思維刺激與調適，探討不同文化碰撞時相互理解與誤解的困境。具體的人物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都有獨特的引人入勝的故事發生，不但是西方人在明末的中華帝國會有各種奇特遭遇，中國人在18世紀初歐洲的異國遭遇更令人難以想像。史景遷就像福爾摩斯一樣，利用他掌握多種歐洲語言的優勢，進入中外歷史材料的迷宮之中，追索隱藏在歷史帷幕後面的蛛絲馬跡，想像中外歷史文化接觸的夾縫中，遠赴異鄉的人物是如何生活的，而其遭遇又如何存留成歷史的記憶。他混合運用中外史料，披沙揀金，追索明末利瑪竇遠渡重洋，由西徂東，來華傳教的經歷，也寫了廣東天主教徒胡若望流落法國的一樁公案，更整合了蒙古西征之後，西方對中國的想像與描繪。
《利瑪竇的記憶宮殿》（），上溯到明末耶穌會士來華傳教，如何適應中國的文化環境，如何利用歐洲流行的記憶術作為敲門磚，打入熱衷科舉考試、重視背誦詩書的士大夫群體。《胡若望的疑問》（），寫一個中國天主教徒胡若望因傅聖澤神甫（Jean-François Foucquet）的提攜，遠赴法國，卻因舉止乖張，流落異鄉，甚至被關進瘋人院里，三年後才得以返回廣東家鄉。史景遷利用了梵蒂岡的教廷檔案、大英圖書館檔案及巴黎的國家外事檔案，拼成一幅匪夷所思的雍正初年廣東華人流落法蘭西的故事。《大汗之國》（,）則綜觀西方人如何想像中國的歷史歷程，從蒙元時期的魯伯克修士、馬可波羅，一直到當代的尼克松、基辛格，不但寫來華西方人所記的中國經歷，也寫沒來過中國的文人作家如何想像中國，影響了一般民眾的中國印象。對於中國讀者而言，這些仔細爬梳過歐西檔案與文史群籍的歷史資料，經過天孫巧手縫綴成一個個動聽的故事，就像一面面精美的緙絲掛毯，不但引人入勝，也開拓了我們的眼界，了解不同文化的相遇、碰撞與互動，是多麼的錯綜複雜，時常還驚心動魄，比小說虛構還要離奇。
《康熙》在1974年出版之後，引起出版界的轟動效應，深受讀者歡迎，成為暢銷書，甚至被白修德（Theodore H.White）譽為「經典之作：把學術提升到美的範疇」。西方史學界也開始注意史景遷書寫歷史的修辭策略，稱讚他文體自成一格，剪裁史料別具慧心，從不大張旗鼓，宣揚新的理論架構，卻在不經意處，以生動的故事敘述，展現了歷史人物與事件所能帶給我們的歷史文化思考。他繼之在1978年，寫了第四部著作《王氏之死》（），以山東郯城的地方志、黃六鴻的《福惠全書》、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為史料基礎，探討清初小老百姓的生活環境與想像空間，從宏觀的天下全相與中西文化觀照，推移鏡頭至偏僻鄉間農民與農婦的生活，把蒲松齡的文學想像穿插到夢境之中，以不同角度的現實與虛構特寫，重組了17世紀山東農村的生存處境。這部書最引起史學界議論的，就是剪裁蒲松齡如夢如幻的優美文字，用以虛構婦人王氏臨死之前的夢境。史景遷運用文學材料書寫歷史，當然不是要呈現實際發生的史實，不是婦人王氏的「信史」，卻可以引發讀者想像清朝初年的山東，在歷史意識上觸及當時歷史環境的「可能情況」。
書寫歷史，最重要的是要依靠文獻證據，假若文獻未曾明確提供材料，可不可以運用書寫想像去重新構築歷史場景？這就是現代歷史書寫最蹊蹺曖昧的領域，也是後現代史學不斷質疑與解構的關鍵。他們不但質疑史料經常不足，或是一批「斷爛朝報」，缺失的比留存的材料可能要多，不足以反映歷史實況，令人更加質疑所有歷史材料的可靠性。像Hayden White這樣的歷史哲學論者，就在他的《元歷史》（）中提出，所有的史料，包括第一手材料與檔案，都是具體的個人記錄下來的，一牽涉到具體的人，就有主觀的思想感情傾向，就不可避免有「人」的歷史局限，就不可能完全科學客觀，做到巨細靡遺地記錄牽扯到人與事的複雜情況，而不摻入運用修辭邏輯的歷史想像。他甚至進而指出，歷史寫作與文學寫作無大差別，都是運用文字，通過想像修辭的手段，與不同傾向的書寫策略，虛構出一個文本。這種推衍到極端的主觀書寫論，有其立論的根據與辯難的目標，很難斥為無稽，但卻故意扭曲了文學創作與歷史求真求實的基本意圖有所不同。值得在此提出的是，史景遷的著作不能歸入「後現代」的主觀虛構歷史書寫之中，因為他寫每一本書，都恪遵傳統史學的規律，盡量使用存世的史料，上窮碧落下黃泉，從中國史書方誌檔案到西方史志檔案，幾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