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年地過去，那種感覺卻至少變得越來越強烈——我渴望見到那些鶴。每年的這個時候，我都會站在山坡上看著天空。但是今天它們沒有出現。天空中只有一些野鵝飛過。倘若世間不存在鶴，那麼鵝也算得上美麗了。
一位報社來的年輕人陪我消磨時光。我們聊到了荷馬，又聊到了爵士樂。他不知道《爵士歌手》那片子里就用了我寫的音樂。有的時候，年輕人的無知讓我覺得很有意思。這種無知便是一種沉默。
過了兩個小時，他狡黠地問起了我的新作品。我笑了。他問起了《第八交響曲》。我把音樂比作蝴蝶的雙翅。他說評論家們覺得我已「江郎才盡」，再也寫不出什麼了。我又笑了。他說有些人——當然，絕非他本人——認為我領著國家發的退休金，卻逃避我的職責。他追問我什麼時候能夠完成新的交響樂。我不再笑了。「是你們阻止了我完成我的創作。」我答道，搖響了鈴，請人引他出去。
我想告訴他，我年輕的時候曾經給一對黑管與一對巴松譜過曲。這讓我頗為得意，因為那個時候全國也就兩個巴松演奏家，其中一個還得了肺病。
年輕人的事業蒸蒸日上。他們註定是我的敵人！你想在他們面前扮演一個父親的角色，可他們根本不屑一顧。不過，也許他們這樣做是有道理的。
藝術家們生來就容易被人誤解。這不稀奇，久而久之，就司空見慣了。我只不過想重申並堅持己見：請恰當地誤解我吧！
K從巴黎來信。他對設定節拍憂心忡忡。他需要我幫他出主意、下結論。他得用節拍器給快板打節拍。他在信中提到說，是否只能將第二樂章的其中三個小節放慢，變成原先節奏的二分之一的慢板。我回覆他說，K大師啊，我無意反對你的想法。最終——如果我的話聽起來太過自大，還請原諒——我認為，表達真摯的方式並不止一種。
我記得曾與N討論過貝多芬。N認為，如果時間之輪繼續轉動，莫扎特最好的交響樂仍然會被時代所認可，而貝多芬的交響樂則會被棄之路邊，無人問津。這就是我與N之間最典型的差異了。我感覺，N和布索尼 、斯丹哈默 是不一樣的。
據說斯特拉文斯基 先生認為我的技藝不佳。我把這一評價當作此生得到的最好的褒獎！一些作曲家在巴赫與近現代音樂間徘徊不定，斯特拉文斯基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但是，音樂技法並不是通過課堂教授學習就能獲得的，這樣說來，I.S.先生算得上此中典範了。可是，當人們把我的交響樂與他那不成形的矯揉造作相比時……
一個法國評論家，試圖表現其對我的第三交響曲的厭惡時，引用了古諾 的話：「只有上帝才有資格用C大調譜曲。」說得真對。
我和馬勒 曾經討論過作曲。對他來說，交響樂必須像大千世界一樣包羅萬象。而我認為，交響樂的本質在於形式；是其中嚴謹的風格與深邃的邏輯才將母題內在地連接在了一起。
當音樂成為文學，那一定是糟糕的文學。音樂始於文字止步之處。那麼音樂終了呢？沉默。各種藝術形式渴望抵達音樂的境界。那音樂渴望什麼？沉默。這樣說來，我已大功告成了。我過去以音樂而聞名，如今我以長久的沉默同樣聞名。
當然，我還是能創作些音樂小品的。譬如，我可以為了S表兄新婚妻子的生日寫一闋小插曲，它的行板並不像她所想像的那麼穩妥。我也可響應國家的召喚寫一曲，抑或給大張旗鼓向我邀曲的村莊寫點什麼。但這些作品並非出於真心。我的音樂之旅已近終結。即使對我的音樂抱有敵意的人，也會認為這合乎邏輯。音樂遵循這一邏輯，最終歸於沉默。
A擁有我所不具備的堅韌的品質。身為將軍之女，她可不是一個草包。別人眼中的我一妻五女，是個頗有派頭的名人。他們說A為了我的輝煌人生而犧牲了她自己。我則是為了藝術而犧牲了我的人生。我是一個很好的作曲家，但是，論做人，則要另當別論。然而，我是一如既往地愛她，我們曾分享些許快樂。當我遇見她時，她對我來說就像是約瑟夫松 筆下的美人魚，坐在紫羅蘭的花叢中，伴著她的騎士。可是，世事艱難。惡魔顯現了。我的姐姐住在精神病院里。酗酒買醉。精神失常。鬱鬱寡歡。
振作起來！死亡即將來臨。
奧托·安德松竟然把我的家譜研究得這麼透，這讓我很不舒服。
有些人覺得我很不人道，因為我不允許我的五個女兒在家唱歌或是演奏音樂。拉不好小提琴就不準演奏歡快的曲調，長笛吹得太急了，或者吹斷了氣，那就別吹。天啊，在這偉大的作曲家中竟不允許演奏音樂！但是A她理解。她知道音樂必定從沉默中來。來於此且歸於此。
A也總是很沉默。天知道，這都怪我。作為丈夫，我從不覺得我應該受到聖贊。哥德堡的那場演出之後，她給我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我死後你也能在我衣服口袋裡找到。但平時她總是毫無怨言。她不像其他人，從不問我何時能夠完成第八樂章。她只是一直陪著我。夜晚的時候我開始創作。不，夜晚，我坐在書桌前，在一瓶威士忌的陪伴下振作精神，開始工作。之後，我醒來的時候，頭耷拉在譜子上，握著拳在空中揮舞。A趁我睡著的時候把酒拿走了，我們對此隻字未提。
我曾經戒了酒，但現在，它是我最忠誠的伴侶，最知心的朋友！
我獨自一人出去吃飯，思考死亡。或者去坎普餐館，去俱樂部，去國王飯店和人家聊這一話題。為什麼人只能活一次 ，這事太怪異了。我加入了坎普餐館的檸檬桌談話。在這兒，是允許——確切地說，是必須——討論死亡的。這兒其樂融融。但A不贊同。
對中國人而言，檸檬象徵死亡。安娜·瑪麗亞·倫格侖的那首詩中寫道：「他入葬時手握一隻檸檬。」沒錯。A嫌它過於病態，禁止我們說。但是，除了死人，誰可以一副病態的呢？
今天，我聽見了鶴群的聲音，卻不見其蹤影。雲壓得很低。因為是站在山頂的關係，我聽見它們朝著南方的太陽，發出洪亮的叫聲，那聲音從頭頂向我奔襲而來。看不見的鶴群更加美麗與神秘。它們讓我重新領會了洪亮透徹的感覺。它們的音樂，我的音樂，音樂。就像這樣，你站在山坡上，聽見雲的那一端傳來穿透心魄的聲音。音樂——甚至是我的音樂——也無形地奔向南方。
這些日子，朋友們拋棄了我。我已經無法判斷是因為我的成功還是失敗。這就是晚年的困擾啊。
或許我這個人不怎麼好相處，但也不算太難相處吧。在我這一生中，我一旦失蹤，他們就知道在哪兒可以找到我——那家餐廳——它們提供最好的香檳與龍蝦。
當我出訪美國的時候，他們訝異於我此生從未給自己刮過鬍子，彷彿我就是一個貴族。但我並不是貴族，也不想裝成那樣。我只不過不希望把時間浪費在刮鬍子上。讓別人幫我刮鬍子就好了。
不，這不是真的。我的確是個很難相處的人，就像我的父親、我父親的父親一樣。我還是一個藝術家，於是變本加厲。我還有個最忠實、最善解人意的伴侶，這就更加糟糕了。我能標註以「無酒精」的日子寥寥無幾。 如果你的手抖個不停，那是很難作曲的，也是很難指揮的。我承認，很大程度上來說，A跟著我過日子，簡直是一種殉難。
哥德堡。音樂會之前，我又不見人影。也不在老地方。A簡直要神經崩潰了。儘管這樣，她還是在大廳里，祈禱事情能夠有轉機。而我在約定的時間準時出現了，向觀眾們鞠躬，舉起指揮棒。這著實讓A感到很驚喜。序曲才行進了幾個小節的時候，她事後告訴我，我就像在綵排一樣停住了。觀眾們很疑惑，樂隊更不用說了。接著，我重新給了一個弱拍，從頭開始。她很肯定地告訴我，之後簡直一片混亂。觀眾們興緻勃勃，尾隨的報道充滿敬意。我毫不懷疑A說的話。她說，音樂會之後，和朋友們站在大廳外，我從口袋裡拿出裝威士忌的瓶子，把它摔在台階上。但這些我通通不記得了。
回家以後，我安靜地喝著晨間咖啡，她遞給我一封信。結婚三十多年以來，她第一次在我這個家裡給我寫信。信中那些話我從此一直牢記心頭。她說我是個沒用的懦夫，靠喝酒來逃避困難；以為喝酒有助於成就新的傑作，但這是大錯特錯的啊。她無論如何都不願再丟人現眼，在大庭廣眾之下看著我醉醺醺地指揮了。
我沒有作出任何回應，不論是書面還是口頭。我想用實際行動去證明。她就像信中所寫的那樣，沒有陪我去斯德哥爾摩，也沒去哥本哈根和馬爾默 。我一直帶著她的信。我在信封上寫了大女兒的名字，這樣她在我死後就能知道這封信寫了什麼。
對於作曲家來說，步入老年是多麼恐怖的事情！一切都沒有原來那樣快了。而且，自我批評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別人只看到名譽、掌聲、盛宴、國家養老金、慈愛的家人、世界各地的擁護者。他們只會注意到，我的鞋子和襯衣是從柏林定做的。在我八十歲生日時，我的頭像上了郵票。人們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