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歲的時候，我在浴室的壁櫥里發現了一管避孕膠。儘管我時常疑心，任何瞞著我、不讓我知道的事情，很可能都與情慾有關，但當時我並沒有立刻意識到這管擠扁了的藥膏派什麼用場。壁櫥里有治濕疹的藥膏，有治脫髮的，甚至還有遏止中年發福的。但是這管藥膏上印著的細小字母，儘管脫落了不少，還是讓我知道了我不想知道的事情：我的父母親仍在干那事。更要命的是，這就意味著母親可能再度懷孕，這簡直難以置信。我已經十三歲了，姐姐十七歲。我暗想，或許這管藥膏已經放了很久，於是我試著擠了一下膏體。當藥膏在我手指間緩慢變形的時候，我心裡沮喪極了。我碰了下帽蓋，它立刻就被擰開了。這當兒，我的另一隻手肯定又擠了藥膏，因為一坨黏糊糊的東西噴到了我的掌心。想想母親把這管東西塗在自己身上的某個部位，不管是哪個部位，因為很有可能它並不是全套用具。我湊近這管凝膠聞了聞，一股汽油味兒，這味兒既讓人覺得像在手術室，又恍惚是在停車場。真噁心。
這件事情發生在三十多年前，今天我突然又想了起來。
我一直對父母很了解。我認為這幾乎是不言而喻的。讓我解釋給你聽。兒時的我備受父母的寵愛與呵護，堅信父母親之間的紐帶是不可分割的。青春期給予我慣常的無聊和虛假的成熟，但並不比別人嚴重。年長以後，我身心健康地離開了家，從未曾長時間不與他們聯繫，還為他們膝下添了一男一女兩個孫兒，算是彌補了姐姐的缺憾（她總是一心撲在工作上）。之後，我鄭重其事地與父母做了一次談話——好吧，其實就是跟我母親——談論衰老的現實以及木屋的狀況。我為他們的四十周年結婚紀念日舉辦了一場圍桌午餐，檢查他們的房屋，還與他們討論其遺囑。母親甚至告訴我她想怎麼處置他們的骨灰：要我將骨灰盒帶到懷特島 的懸崖上去（我猜想懷特島是他們的定情之處），然後將骨灰撒向海風與海鷗。而我開始擔心我該怎麼處置空了的骨灰盒。你當然不可能在懸崖上撒完骨灰後，把骨灰盒也一起扔了；你也不可能保存它們——我不知道——用來裝雪茄、巧克力餅乾或者聖誕飾品。你當然也不能把它們塞進停車場的某個廢物箱，母親還頗有用意地在軍械所測繪圖上將它圈出來。那幅測繪圖可是她在父親外出的時候硬塞給我的，還時不時地向我確認到底有沒有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
你看，我有多了解我的父母。
我的母親名叫多蘿西·瑪麗·畢肖普，跟我父親結婚時，母親毫不留戀地放棄了她的娘家姓希思科克。父親名叫斯坦利·喬治·畢肖普。母親出生於1921年，父親出生於1920年。他們在西米德蘭茲郡的不同地區長大，在懷特島相遇，婚後他們把家安在倫敦市區郊外，退休後搬到了埃塞克斯-薩福克郡郊區。一直以來，他們的生活井然有序。二戰期間，母親在縣測繪處工作，父親則供職於英國皇家空軍。當然，他並不是飛行員之類的。事實上，他的才能體現在行政管理上。後來，他進入了地方政府機關，一路升至副主管。他喜歡說，他負責一切我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可或缺卻又不被賞識：父親就是這麼一個刻薄的人，這也是他刻意為自己塑造的形象。
卡倫長我四歲。回憶起童年，彷彿有各種氣味撲面而來。麥片粥、蛋奶沙司的香味、父親的煙斗、洗衣粉、巴素擦銅水 的氣味，母親在出席共濟會晚宴前抹的香水味。臘肉的香味會穿過天花板直達我的卧室。窗外還結霜的季節，苦橙的香味便如火山般噴涌；足球鞋上幹了的泥土混合著綠草的清香；廁所使用過的臭味，廚房下水道污水的反味；莫里斯 轎車皮椅坐久後散發的氣味，還有我父親鏟煤旺火時煤屑那刺鼻的氣味。所有這些氣味恍如昨日重現，重現在眼前的還有過去亘古不變的生活節奏：學校求學、關注天氣、種植花草、幹家務活兒。紅花菜豆花吐出的紅色新芽，抽屜底層摺疊的背心；樟腦丸；引火棒。洗衣機囂張地霸佔著廚房的地板，粗大的米黃色水管不定時地向水槽輸送滾燙的灰色污水。在排掉污水之前它會一直轟轟作響、顫顫抖動。每到星期一，我們的房子便會隨著這轟鳴聲有節奏地震顫，還有洗衣機金屬銘牌上鐫刻著的製造商名字——索爾 。郊外，雷神時而寧謐靜坐，時而肆意咆哮。
我想我應該跟你談談我父母的性格。
在我看來，人們過去通常認為我的母親比父親更具天賦。父親以前——現在亦然——魁梧壯碩，大腹便便，手背上靜脈凸起。他經常說他的骨頭重。我不清楚骨頭的重量也會有所差異，事實可能並非如此，他這麼說的目的或許是想要逗樂抑或糊弄我們這些孩子。當父親那粗厚的手指在支票簿上躊躇，或是在攤開的自助修理書面前重裝插頭時，他會顯得笨拙遲緩。但孩子們樂意自己的父母中有一位是遲鈍呆笨的：這樣成人的世界似乎便可親近一些了。父親經常帶我去一家他稱之為「了不起的溫」的店，去那兒買成套的飛機模型（回憶起那裡，似乎又多了些氣味：美洲輕木、各色塗料與金屬刀具的氣味）。在那個年月，地鐵的回程票上都有一排未裁切的齒孔，去程佔據票面的三分之一，回程佔三分之一——這種分割法的邏輯我實在弄不明白。那個時候，父親帶我坐地鐵，每次我們走近牛津廣場車站檢票處時，他總會停下腳步，疑惑地看著他大手掌中的一張張票子。這個時候，我會輕巧地從他手裡把票子拿過來，沿著齒孔撕開，將用作回程票的三分之一放回到他手裡，然後得意揚揚地將外面的殘餘部分遞給檢票員。當時我約莫九歲或是十歲，十分得意於自己靈巧的手指；然後隨著歲月的流逝，我開始疑心，這是否只是父親唬人的把戲。
母親極具組織才能。儘管父親一生都在負責城鎮的正常運轉，但是一關上前門，他就要服從於另一個人的管理章法。母親為他購置衣物，安排社交生活，監管我們的學業，預算家庭收支，決定假期去向。在外人面前，父親總是微笑著稱呼母親為「大管家」或「高管」。先生，您想要些肥料嗎？高級貨啊。漚得很好了。不信，你自己抓一把看看。「我要去問問大管家的意思。」我父親會說。每當我央求父親帶我去觀看飛行比賽或是板球比賽時，他又會說：「去問問高管吧，看她怎麼說。」母親總能輕易將三明治的硬殼部分去掉，而不浪費一丁點兒肉餡：手掌與刀刃之間配合默契。母親口味刁鑽，我認為那是家政屢屢挫敗所致，但她本人倒十分得意於自己的治家本領。有時，母親纏著父親讓他干這干那，父親會叫她別煩了，母親則會回答：「只有讓男人做他們不想做的事情時，他們才會用『煩』這個詞。」大部分時候，他們醉心於園藝。他們一起建了個水果籠子：由橡皮圓球連接起來的杆子，一英畝見方的絲網，加固的籬笆，以防各種鳥類、松鼠、兔子、鼴鼠等。凹陷的啤酒陷阱捕獲過不少蛞蝓。通常，他們在下午茶之後會玩一會兒拼字遊戲；晚飯以後玩一會兒填字遊戲，然後再看電視新聞。多麼井然有序的生活啊。
六年前，我注意到父親的腦袋邊上有一個很大的瘀痕，就在太陽穴上面，緊挨著髮際線。瘀痕的外圍已經開始泛黃，但中間仍透著青色。
「爸，你怎麼啦？」那時我跟父親站在廚房裡。母親剛開了一瓶雪利酒，正用一塊紙巾裹住酒瓶的頸部，這樣做是為了防止父親倒酒時馬虎大意，把酒給灑了。我時常納悶，母親為什麼不自己倒酒，也好省了紙巾。
「老蠢貨摔了一跤。」母親恰如其分地將紙巾打了個結，她比任何人都知道，用力過猛，紙巾就會撕裂。
「爸，你還好吧？」
「好得很。問大管家就知道了。」
晚些時候，母親在廚房裡洗刷碗具，我們兩個則觀看電視上正在播放的下午場的斯諾克比賽，我說：「爸，你頭上的傷是怎麼回事？」
「摔了一跤。」他回答道，眼睛依舊盯著電視屏幕，「哈，就知道他要打進母球。這幫小子哪裡懂得斯諾克呀？就知道進球，是不是？沒有一點兒防守技術。」
喝完茶後，他們玩起了拼字遊戲。我說我就在一旁觀戰。母親一如既往地獲勝。但這次父親的遊戲方式變了，似乎在哀嘆命運給他發了一副爛牌，這讓我覺得父親有點聽天由命了。
我想我得跟你說說村裡的情況。事實上，它不啻是個十字路口而已。村子裡居住著一百多口人，各家各戶之間保持既親昵又不失分寸的距離。村裡的三角綠化帶被冒失的摩托車手撞得七零八落；一間村鎮大廳、一座不再用於參拜的教堂、一間混凝土建的公共汽車候車亭、一個鑲嵌著狹小投信口的郵箱。母親常說鄉村小店賣各類必需品，好讓村裡的人時常光顧，免於倒閉。至於我父母的小木屋，它寬大敞亮卻毫無特色：木質結構、混凝土地板、雙層玻璃窗：一派瑞士農舍風格——房產代理商就是這麼宣傳它的。換句話說，這其實就是一個傾斜的屋頂覆蓋在一間儲藏室上方，那裡放置著生鏽的高爾夫球棒以及丟棄了的電熱毯。對於為何在這裡居住，母親給出的唯一具有說服力的理由是：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