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就推崇在電視里看的「佩瑞·梅森」系列劇，夢想著成為一名律師，而且覺得要有戀人，卻不需要丈夫這種麻煩的東西。
然而現實是我成了光學機器公司的事務員，年僅二十七歲，卻結了兩次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總之，我的人生稍稍有些麻煩。
我清楚地記得電視里佩瑞·梅森系列劇的背景音樂，嗒鐺、嗒嗒、嗒鐺、嗒嗒。一聽到這音樂，身為小學生的我就心潮澎湃，揣測著身材健碩、沉穩又邏輯性強的佩瑞的計謀，早早地心花怒放。
「然後呢，今天出什麼事了？」
弟弟一隻胳膊拄在窗框上，很愉快地問。
「事先聲明，都三點了。」
弟弟那讓人感覺絕對梳不通的頭髮不是褐色，幾乎是黃色的，苔蘚綠的羽絨服舊得如同流浪漢的衣服，明明臉龐那麼俊俏。
「我知道。」
我說著從弟弟的大衣兜摸出啤酒和芝士鱈魚。電車緩緩開動了。
「但不是挺好嗎，正好有這班電車。」
「哪兒正好了？」
弟弟笑了，從另一側兜里取出自己的啤酒，起身脫了大衣。
是弟弟說的，布魯克林美術館的德加畫作來宇都宮的美術館展出了。他眼裡閃著亮光說絕對要去，所以我們現在坐在新幹線上。
我們約好正午在東京站見。弟弟在鞋店做店員，為配合他的休息日，我請了帶薪假。然而我的人生混亂至極，沒辦法從家裡出來，結果遲到了兩小時四十分鐘。
「亞紀跑來了。」
我說著喝了口啤酒，打開椅子扶手上的小桌放下啤酒罐。我的老公迷惑女人，也迷惑男人，總之怎麼說呢，是某種博愛主義者。
「是你把阿郎介紹給我的，所以你也有責任。」
新幹線車廂內的暖氣開得十足，太熱了，好在座位在最前面。我脫了鞋把雙腳撐在前面的車廂上。
「什麼責任？」弟弟很詫異地問。
「我人生的混亂啊。」我回答說，他眼球滴溜溜地轉。
「我可不管，千奈美你不是自己和阿郎跑了嗎？而且，」說著弟弟笑了，「大家的人生都很混亂，無論何時都是。」
我思考著這句話，咬著一根芝士鱈魚。窗外眼看就要下雨了，陰沉的天空似乎很冷。
「是啊，你這麼一說是挺有說服力的。」
弟弟從三歲開始學小提琴，恐怕俊俏的面龐和早熟的言行也幫了忙，他曾經被譽為天才、神童，很是轟動。他和周圍的人都深信等他長大了會當小提琴家。我想如此一來我們姐弟倆便是律師和小提琴家的組合。弟弟十五歲留學德國，二十歲回國時不僅放棄了小提琴，還成了同性戀。
在宇都宮站一下車，風如冰凍般寒冷，我縮起脖子。三月了，卻還像隆冬。
「這城市感覺好冷清啊。」我恨恨地看著他，好像這一切都賴弟弟。
沒時間了，我們從車站前坐上計程車，好容易趕在閉館前進了美術館。氣派十足的美術館掩映在山上的雜樹林中，顯得別有情致，卻根本沒人。
「真浪費啊。我要是住在附近的話每天都會來。」弟弟說。
我走在弟弟後面，後悔穿了跟這麼高的鞋子。
「千奈美，你太吵了。」
弟弟回頭說了一句。美術館地面的構造太傳音。
「等等我，你慢點走，一著急聲音就格外大。」
很有趣的展覽，集結了分別代表法國和美國的印象派畫作。除了德加，還有莫奈和瑪麗·卡薩特，也有庫爾貝和西斯萊。
但是弟弟站在德加的畫前面不動了。腳尖張開九十度，腳跟相接，如軍人一般挺立著，一直只看著一幅畫。
「我在大廳等你。」
大致看完後，我覺得無聊了，跟弟弟說。門口的美術館商店，不知為何除了明信片和海報，還賣景泰藍胸針和手染的絲巾。我匪夷所思地望著這些東西，忽然覺得心裡很孤單。很孤單，很不安。
好想見阿郎，我想。如弟弟所說，我是自己和阿郎「跑的」。阿郎和我的氣場完全一致。我的二十七年，阿郎的四十年，我們在不同地方不同時間勉強活著形成的氣場。
弟弟常常出入一個奇妙的沙龍，有一天我跟他去那兒，結果遇到了阿郎。
不敢相信那僅僅是一年前的事。當時我已經和別的男人結了婚，阿郎也有以亞紀為首的若干女友。先不說阿郎，對我而言結婚和戀愛應該是重大且神聖的。至少到一年前為止是這樣。
某日我去那裡，因為弟弟說他只在那兒偶爾拉小提琴。
「不過沒什麼大不了的。」弟弟說。
他說：「那是個令人愉悅的地方，心情一舒暢就想要點音樂，感覺大家都這麼想。很自然地，與其說是我拉的，更像是音樂自己要出來，雖然這說法很奇怪。」
這讓我覺得很不得了。從小我們關係就好，甚至被別人嘲笑說是什麼「同卵雙胞胎姐弟」或是「近親亂倫」。但在我這樣的姐姐面前，在那麼疼愛他甚至讓他去留學的父母面前，還有高度評價且深信他的才能，忘了是叫舒爾茲還是史托茲的那位德國學校的教授面前，他都拒絕拉小提琴，卻竟然在別的地方「偶爾拉」。
說是沙龍，但並不是定期的集會，那裡只是普通的人家，總有人聚在那兒而已。那所位於東京郊外的獨門獨戶的破房子里，住著一對古怪的夫婦。據說房子是租的，那位妻子瘦瘦的，個子不算高，只有頭髮和手腳特別長，她說：「人都是很快就會死，不明白那些要買土地的人是怎麼想。」
無論什麼事情，她都是這種腔調。
「哎，我們沒有孩子，也不用為誰留點什麼。」
比妻子更理性的丈夫補充道。但那所房子里也有孩子到處亂竄。開始以為是親戚家的，但不是，據說只是鄰居家的。那座昭和初期修建的日式房屋當然帶院子，院里長年雜草叢生。
幾年前，弟弟被一位同性戀朋友帶去那裡。他說，在那裡待著很舒服，一眼就相中了。
我與阿郎在那兒相遇。那個迷惑女人又迷惑男人、溫柔又自私的不良中年男人阿郎。
聚集在沙龍的人，除了孩子有一半是男同性戀，其中再有一半是醫生。不知為何，其中醫生的百分比很高。事先說明，阿郎兩者都不是。他是活動策劃人，雖是博愛主義者，卻是異性戀。
我人生的混亂便始於那個沙龍。
我在門口角落的吸煙處吸著煙，螢火蟲的光和告知閉館的廣播一起在空氣中遊盪開來，如同被一起趕出來那樣。弟弟回來了，眉開眼笑的。音樂、繪畫，還有某種電影及戲劇總會讓他興緻高漲。
「盡興了？」
我問，在煙灰缸里捻滅了煙站起身。鞋發出咣當聲。
來到外面，沒想到竟飄起了雪花，雪飄落在美術館使用了大量玻璃的現代建築上、儘是枯木的山景里，還有向下延伸到小城的寬寬的坡道上。
「好美。」我雙手插在大衣口袋裡，抬頭遠望，呼出的氣息是白色的。
「靜得瘮人啊。」
弟弟也是雙手插在口袋裡，仰望著天空說。我的視線回到地面，沉迷地看著弟弟仰起的側臉。
「好俊俏的臉。」我闡述著感想。
旁邊的停車場空空如也，那塊空闊的地上白天也許停了許多觀光大巴，現在卻只停著應該屬於職員的兩三輛私家車。
「喂，我們怎麼回去啊？」
我一問，弟弟也瞬間愣住了，說「我去問問」，快步折回了美術館。
我們用入口側面的公用電話叫了計程車，等了三十分鐘。來關大門的人憐憫地看著我們。飄落的小雪中，我們終於坐上了計程車，此時太陽早已下山。
「好冷。」我哆嗦著說。弟弟說：「餓死了。」
回到市裡，霓虹燈到處閃爍。冷是冷，但哪兒都沒下雪。我們進了車站前的餃子館，店中央燒著煤氣暖爐。
要了兩瓶啤酒和兩盤餃子。
「哎？亞紀怎麼來著？」
夾著小小的、煎得脆脆的餃子，弟弟很愉快地問。除非有特別傷心的事，一般他都很愉快。
「聽我說。」
我興緻勃勃地說起來。說那個明知別人為出門請了帶薪假，卻在這天上午十點突然來訪的能說又好色、又無所顧忌的女人。
她叫市原亞紀，據說高中時患了重度抑鬱症，幾次自殺未遂，反反覆復住院出院。借用她的話，說是「抑鬱症導致她有意懷孕了，為了不被迫打掉，一直保守秘密，但最後還是流產了」。只聽這些會覺得很心痛，但現在二十一歲的她已經徹底恢複，變成了一個只在名義上「幫忙做家務」的能說又好色，又無所顧忌的女人。雖然是個美人，嘴卻很損，讓周圍的人感到棘手。
「我來玩了。」
一打開門，亞紀麻利地脫掉鞋子進了屋。讓亞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