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通過「家族辦公室」傳承使家族在人生和事業方面成功的價值觀，鼓勵子女們實踐這套相同的價值觀。如果家族第三代有在安利工作的認真意願，必須取得大學學位並在其他企業工作數年，才有資格回來應聘安利的工作。
家族事業！這個名詞始終被美好的光環包圍。「家庭」是安利事業的四大基礎之一。事實上，大多數安利營銷人員都是夫妻一起合作，甚至子女也參與其中。我和傑總是驕傲地對營銷人員說，安利是一項家族事業。營銷人員們可以相信，我和傑身為這項事業的主人，對於安利該如何經營有著最終決定權，這項權力與股東無關。因為安利是我們自己的事業，安利短期與長期的成功對我們來說都很重要。我們也向營銷人員做出保證，我們會根據自己曾經成功創業的經驗，做出穩健的事業決策；我和傑會根據我們的基督教背景和原則，善待員工和所有的合作夥伴。
今日，我依然為安利是一份家族事業而感到驕傲。我最小的兒子德（Doug）擔任總裁，而傑的長子史蒂夫（Steve）擔任董事長。他們兩人合作的模式正如我和傑一樣，這讓我很感動，而且他們遵循著穩健的原則來經營一家規模高達數十億美元，比我和傑經營時更大、更複雜的國際企業。
傑的4名子女和我的4名子女到了上高中的年紀之後，我們心想，他們中至少有幾個將來會為家族事業工作，所以他們必須到不同部門工作，以了解安利各部門的運營方式。我和傑的每個孩子都要在安利各部門工作6個月，累計取得5年的經驗。他們在倉庫、工廠、研發實驗室和辦公室等處工作，日班與夜班都要上。有些人是在高中時以暑期工讀的方式開始這項訓練的，就像其他孩子去打掃地板或修剪草坪一樣。我的長子有一段時間擔任的工作是導覽員。他向來賓自我介紹的名字是「狄克·馬文」（Dick Marvin），馬文是他的中間名，這樣來賓就不會知道他是我的兒子了。狄克和其他人一樣從基層做起，學習在流水線上工作。當然，每個孩子在5年訓練期間所做的工作，後期都會變得越來越複雜。
20世紀90年代初期，我的心臟病開始惡化，需要做搭橋手術。病情使我無法工作。那時，狄克已經在安利工作了大約15年，最近5年他擔任的是國際副總裁。他不眠不休地工作，有幾年時間離開安利去自己創業，但我要求他回來接替我的職位。傑後來也出現了健康問題，打算將日常職務交託出去。所以，在狄克接替我的職位數年後，我和傑認為他的兒子史蒂夫是有資格接任董事長的人選。
狄克和史蒂夫接替了我和傑之後，快馬加鞭地處理了一些棘手的挑戰。例如，他們要引導公司渡過20世紀90年代後期銷售下滑的危機。由於銷售額滑落，狄克和史蒂夫還必須做出艱難的決策，裁減員工人數、調整管理層以及改變公司結構。當時狄克告訴我，公司需要貸款以支付裁員費用，因為銷售收入不夠負擔這筆金額。
我說：「狄克，我以為裁員是為了減少成本。」
他說：「只進行適當的裁員無法節省成本。公司需要妥善列出名單，結算工資，再幫他們找到新工作。」
回想起來，我明白我和傑一直不願意做出裁員決策的原因。我和傑不想去面對這個決定，我們想，下個月或明年情況就會好轉，公司就會沒事了。狄克和史提夫不但做出了艱難的決策，還用了正確的方法去處理，很快就讓安利公司恢複盈利。
狄克在接任總裁時說：「我給自己6年時間來做這份工作，然後我打算改變。」他的話沒錯，不過他做了10年才打算離開。那時，我的小兒子德已完成培訓，先後被派駐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和英國擔任地區總經理，接著升任亞太和全球營銷人員關係資深副總裁以及安利的首席運營官，他已經準備好接棒了。
狄克已準備好迎接新挑戰，迫不及待想重回他自己創立的公司。現在，他和妻子貝茜（Betsy）擁有及經營著數家公司。他也是我們的「家族辦公室」內RDV公司的董事長，專門處理安利和魔術隊之外的各項狄維士家族的商業活動。他還肩負起了一項全新的責任，即接替家族領導的地位，擴展家族利益結構，以鼓勵後代接班，維持大家族的繁榮。
除了管理安利和魔術隊之外的事業，「家族辦公室」的一項重要功能是讓家族成員定期聚會，決定重要的家族事務。我們成立了「狄維士家族議會」（DeVos Family cil），由我的子女們及其配偶組成，每年開會4次。「家族議會」剛剛通過一項家族規章，它完美地傳達了家族的使命和價值觀。我們認為這個方式可以鼓勵和確保海倫與我身體力行的重要原則，傳遞給後代子孫。「家族議會」同時也會討論如何共同管理家族財政和慈善活動。
我們「家族協會」的成員包括祖孫三代——海倫和我，我們的子女、配偶以及孫輩，每年集會一次，所有家族成員都要出席。孫輩在年滿16歲以後將在一個正式儀式中加入「家族協會」，所有成員都會出席觀禮。叔叔或阿姨會介紹他們的成就，提醒他們未來將擔負的責任，並確認他們成為「家族協會」的一分子。他們有資格受邀參加集會，討論重要的家族事務。等到年滿25歲，符合更多資格、可以承擔更多責任之後，他們便能在開會時投票。
我們還通過「家族辦公室」擬定了一項計畫，教導孫輩事業原則，領導與團隊合作等技能，以及傳遞使家族在人生與事業方面成功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是海倫和我從小到大所奉行的準則，我們認為，子女也應該鼓勵第三代去實踐這套相同的價值觀。
我認為，如果一些孫輩有在安利工作的認真意願，必須取得四年制大學學位併到其他公司工作數年後才有資格回來應徵安利的工作。
和妻子海倫相遇
家族對我意義如此重大的理由之一，或許是從我成長的家庭到和海倫的婚姻，再到將子女養育成人，最後到看著孫輩長大的過程中，家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我已經和大家分享了幸福的童年回憶，它塑造了我的一生。充實的經歷必然使我受益良多，使我娶妻生子，有幸建立起和我成長的家庭一樣美滿的家庭。
正像傑·溫安洛開車帶我上學從而使我們展開了終身合作一樣，我和海倫也是因為一趟短短的車程相識的。1946年一個怡人的秋日，我坐在朋友的車上行經大急流市東南的一個社區，看見兩個女孩結伴而行。我的朋友認識她們，因為她們和我們在同一所大學就讀，於是我們便停下來，問她們要不要搭便車。她們說快要到家了，再走一會兒也沒關係，但在我們的慫恿之下，她們上車了。
那趟車程很短，過了一個路口就是她們要去的地方。我們送她們下車，第一個女孩在禮貌性地說聲「謝謝」之後便走了，於是我攔住第二個女孩，問她剛才那個女孩的名字。她拿走了我的一本教科書，在上面寫下「海倫·溫韋賽」（Helen Van Wesep），並附上了海倫的電話號碼。那本書我還保存著，但我必須老實說，我把海倫的號碼給了另一個朋友，他給她打了電話。
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認識了，過了一段時間，我終於打電話給她。那時我和傑的飛行學校已經關閉了好幾年，不過我的人脈還在，於是，海倫和我的第一次約會就是在一個晴朗的星期日午後搭乘飛機欣賞大急流市的美景。我們在那之後仍然繼續約會，但同時也和別人交往。約會一段時間後，我們會有一段時間不見面，然後我會再打電話給她，就這樣持續了一段時期。直到夏末的一天，海倫去探望一位當教師的朋友，我和傑停泊小艇的地方就在她的木屋附近。海倫帶著朋友的兩個小女兒去散步，她們想去看看那些船。
我正好在那裡載叔叔嬸嬸去坐船，看到她們走下碼頭時，我再一次問海倫要不要搭個便船。兩個小女孩很興奮，於是她們三人上了船，這又是一段很短的航程——到加油碼頭去加油後便返航，因為長輩們已經下了船。這次偶遇讓我想再次見到海倫，這一次我明白，我已經愛上她了。那一年年底，我們便開始談婚論嫁。
那個年代還不流行找牧師或是其他專業人士進行婚姻諮詢，但海倫和我明白，我倆在最重要的價值觀方面十分相配：除了彼此相愛以外，我們還有著共同的宗教信仰、相似的家庭背景和價值觀。在這個堅實的基礎上，我們還欣賞彼此的能力、個性和人生計畫，海倫和我的婚姻已經持續了60多年，我們一直很恩愛。我們有4個孩子，我們深愛他們並以他們為榮；孩子們結婚後又給我們添了16個孫子孫女，現在還有兩個寶貝曾孫女。這些年來有人問我，為何我們可以把子女教育得這麼優秀，我只能說，上帝祝福身為父母的我們倆。我還要說，海倫的功勞最大，她是個全職母親，而我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創業、在夜裡加班和出差上。對於子女們在長大後都成了能幹、努力工作且慷慨的人，我非常感恩。
重拾冒險樂趣
在子女的成長階段，我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