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父是位老式的貨郎，他每次賣剩下的青菜都會由我拿去再次售賣。這需要銷售技巧和毅力，可我樂此不疲。我從賣青菜中獲得的經驗和心得，讓我在幼小時便奠定根基，最終成長為一名勤奮的工作者，有責任感、注意細節，並懂得取悅客人。
外祖父的銷售本領，在我眼中猶如魔法一般。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天生的推銷員，但我從小便對外祖父和附近的小販感到著迷。在那個艱難的年代，他們的生計全維繫於自己銷售的本事。
外祖父會讓我坐上他的福特T型車，哐啷作響地開過我家鄰近的街道，車上載滿了他一大清早從農民那裡買來的新鮮蔬菜、水果，我們開著車挨家挨戶兜售。外祖父很受歡迎，家庭主婦一聽到他的汽車喇叭聲，便會暫停烹飪和打掃，用圍裙或抹布擦乾手，走出屋子。除了他新鮮好看的蔬果之外，她們同樣喜歡他的幽默、隨和以及閑話家常的輕鬆氛圍。
正是在這條路上，外祖父給了我完成第一筆銷售的機會。雖然我只賺到了幾分錢，但那股難以忘懷的成就感，決定了那是我成長過程中的一個關鍵時刻。
我不能否認我的出身，我在「大蕭條」年代成長於密歇根州大急流市，是一個平凡的中西部小鎮上的孩子。若從金錢和擁有物質的角度來看，我們幾乎是一無所有，但是，我記憶中的童年卻是充滿豐富體驗的快樂時光。那時的生活充滿友善氛圍，舒適又怡人。甚至連那種困難年代必需的辛苦工作和犧牲都讓我受益匪淺，使我變得更加堅強，教會了我重要的人生課程。我很幸運能夠成長在合適的氛圍之中。
我的家和朋友們的家、大街和遊樂場、教室和一排排教堂長凳、我的父母和祖父母、老師和牧師，所有這一切奠定了我的基礎。從送報紙開始，我學習著該如何經營自己的事業。從外祖父登門兜售蔬果的過程中，我體會到了第一筆銷售帶來的成就感。在高中擔任高年級學生代表時，我撰寫並發表了我的第一次演講。我的基督教信仰啟蒙源自家庭的奉獻和主日學 播下的種子。恩愛的父母讓我得以相信恆久的關係與成功的合作。父親的持續鼓勵使我自信、樂觀，同時，在一位睿智、體貼的老師的仁慈指導下，我開始思考自己能否成為一位領導者。
1926年3月4日，我出生在大急流市，當時的大急流市是個毫不起眼的城市。因為城內有數不清的傢具製造公司，我們也被稱為「傢具市」（Furniture City）。我記得小時候見過一張明信片，上面寫著：「歡迎來到大急流市，世界傢具之都。」流經大急流市的格蘭德河（Grand River）兩岸林立著傢具工廠，煙囪上寫著每家公司的名稱：威帝康（Widdib）、帝國（Imperial）、美國座墊（Ameri Seating）、貝克（Baker），等等。那時候，電車叮叮噹噹地開過蒙洛大道和富頓街等市區主要街道，馬路上還是T型車的天下，火車則依然會駛過河上的大橋。沿著富頓街由城區往東幾千米，你就會來到我住的地方：寧靜的林蔭大道兩旁豎立著雙層帶3間卧室的住房，零星散布著傳統的雜貨店，林木蓊鬱的阿奎納斯學院（Aquinas College）近在咫尺，還有許多可供玩耍的公園。
和大急流市的大多數人一樣，我們一家也是荷蘭後裔。在我家附近，現在仍可以聽到濃重的荷蘭口音：第一代移民依然會提及留在「鋤國」（原文為olt try，指祖國）的家人；還會把英文字母「j」念成「y」，把「s」念成「z」。這些荷蘭人最早移民到密歇根州霍蘭德（Holland），然後到附近的較大城市，如大急流市尋找機會，他們胼手胝足，節儉務實，篤信新教。他們來到美國的主要原因不是出於經濟考慮，而是希望可以自由地實現夢想。在一些至今仍留存的荷蘭移民寫給老家的信件中，移民們吹噓著他們在美國享受的自由，而那是當時的荷蘭人無法想像的。在荷蘭，如果你出生時是麵包師的兒子，那麼你很可能一輩子都要當麵包師。
艾伯塔斯·范拉爾德（Albertus Van Raalte）牧師在18世紀中葉成立了霍蘭德市，當地居民至今仍會慶祝他們的荷蘭傳統，在一年一度的鬱金香節時穿上傳統服飾和木鞋。范拉爾德牧師在一封寫給荷蘭同胞的信里提到，到大急流市找工作的荷蘭人大多缺乏技能，也沒有受過良好教育。幸好，多數男人可以學著成為傢具工廠的熟練工匠，而年輕婦女則可以到富裕家庭幫傭。可是，還有許多荷蘭人展現了另一項荷蘭特質：創業精神。美國三家大型宗教出版公司都是由大急流市的荷蘭後裔所創辦的。荷蘭人在大急流市設立了歸正福音教會（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的總部，並創辦了加爾文學院（Calvin College）。賀克曼餅乾公司（The Hekman Biscuit pany）是在大急流市創立的，後來成為奇寶公司（Keebler pany）。你或許聽說過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名叫梅傑（Meijer）的連鎖超市，以及我們的國際直銷公司安利（Amway），這兩家公司都是由荷裔美國人在大急流市創立的。因此，我非常感激自己的荷蘭血統：熱愛自由，踏實工作，擁有創業精神和堅定信仰。
我出生在「咆哮的20年代」（R Twenties），可是對於當時美國急速進步直至無比繁榮的那個動蕩年代已沒有印象。我的童年記憶屬於那個被稱為「大蕭條」的年代。在我10歲時，羅斯福總統（Franklin Roosevelt）獲取連任，他在就職演說里提醒美國人：仍有1/3的同胞沒有住好、穿好、吃好。當時有1/4的美國人失業，大部分家庭都仰賴一個人掙錢。我的父親也失業了，丟掉了電工的飯碗，有3年時間都靠打零工維持一家人生計。我們沒能保住他親手建造的房屋，我在那裡度過了幾年美好的童年時光。
我的第一個家在海倫街上，我是在家裡出生的，當時的大多數家庭都負擔不起到醫院生產的費用。我的第二個家在瓦林伍德大道上，我記得當時給地板打蠟是件令人高興的差事，因為我們對用上實木地板而不是普通地板感到很驕傲。樓上有3間卧室，唯一的浴室在樓下，當時，附近的房子都是這種格局。
我的父親西蒙失業後，我們和母親埃塞爾、妹妹伯尼斯只好全家搬回海倫街祖父家樓上的房間，我記得我睡在閣樓梁下。父親把瓦林伍德街的房子出租，一個月租金25美元。儘管父母對於搬家感到很難過，但我記得我把睡在閣樓當成一種有趣的冒險，而且，能跟祖父母共度更多時光也是珍貴的記憶。我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那種體驗給了我一種信念，並讓我在日後功成名就、能為家人提供相當舒適的生活時更具感恩之心。
在「大蕭條」最艱難的5年中，我們都住在那裡。我們很窮，但多數鄰居比我們更窮。當時，鄰居在自家的一間卧室里擺了一張理髮椅，我們並不覺得在鄰居家裡理髮有什麼奇怪的。那時候，10美分都算一筆大數目。我記得有一個少年在我家門口兜售雜誌，哭著說要是他沒有全部賣掉的話就不能回家。父親誠懇地告訴他，我們家裡沒有10美分。不過，對我這個孩子來說，那些日子並不壞。在我們那個關係緊密的社區里，我很有安全感。我們住在一個荷裔美國人社區中，因此，我還有一種歸屬感。我在城東一個名為「磚廠」（the Brickyard）的社區內長大，那兒的3座磚廠就蓋在一片黏土山丘的邊上。工廠僱用這些勤奮的荷蘭新移民，雖然他們大多還不會說英語，卻在「磚廠」找到了歡迎他們的、有親切感的社區。
我們的社區緊密聯結，不僅是因為我們都有荷蘭血統，許多大家庭住在一起，更因為房屋外觀的相似性。房子又高又窄，多為兩層樓，在小小的空地上一戶挨著一戶，只隔著窄小的車道。狹窄巷弄上的房屋鱗次櫛比，大家甚至不必踏出家門就可以向鄰居借東西，他們只需把身體探出去，就可以從窗口遞東西。
除了祖父母，我的表親也住在附近。我記得家人們經常圍著餐桌討論事情，而我們這些孩子則在後院里玩耍。如今，很少有祖父母和他們的子女、孫兒住在一起了，但我對祖輩的愛和智慧充滿了溫馨的回憶。雖然當時生活艱辛，可我的回憶里愛多過憂慮。我相信家庭是對我們影響最大的一股力量。後來，我成為4個孩子的父親，當我回溯自己在家裡的成長和父母的影響時，我感到責任巨大。成年以後，當你終於了解到創造一個適宜孩子成長的家庭環境需要多少努力時，在看待那些兒時覺得自然輕鬆的事時就有了一個全然不同的角度。
在電視、計算機和電子遊戲等令人分心的現代產品得以發明之前，我們必須自己想辦法找樂子。我記得最快樂的活動之一就是為妹妹和玩伴們想一些遊戲來玩。我的小妹珍仍然記得我很會做牛奶軟糖，還可以做出許多不同口味。我甚至發明了一套繩索裝置，能將軟糖從家裡的廚房窗口送到鄰居家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