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是美國與中國之間的30年隔離狀態徹底結束的一年，也是我50年來為成為中國問題專家所作的種種努力的總結之時。顯而易見，我儘力向國人展現一些事實的這些年與中美隔絕的這30年大體上是吻合的，儘管這些努力在我與中國接觸的最初20年就已經起到成效了。1979年是歷史的重要轉折點，同時也給我個人帶來了巨大轉變。人生重大的變化也標誌著我的事業進入高速發展期。
1967年5月，100多名中國問題專家學者秘密來到我們街區對面的印章協會（Sig Society）為我舉行了60大壽的慶宴。當時我們被告知芮沃壽和芮瑪麗要邀請我們外出就餐，但是當我們還沒走出街區就遇到穿著正式的小詹姆斯·湯姆森（James son，Jr.）。當我們走到印章協會時，我看到了來自各地的我以前的學生，讓我頗感意外。湯姆森是一位出色的宴會主持人，宴會上大家不僅帶來了諸如短劇小品、詩歌朗誦等節目，還有很多的生日禮物。費維愷、羅德·墨菲（Rhoads Murphye）以及芮瑪麗共同整理編輯了一部由12篇文章組成的紀念論文集——《中國近代史入門》（Approaches to Modern ese History），這是一份令人十分驚喜的生日賀禮。這本論文集選取的文章質量很高，題材範圍也很廣，從引言中不難看出芮瑪麗在確定主題（在這裡是指我）方面具有敏銳的分析能力。
此次聚集的人才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衍生品」，他們是應時而生的一代專家。我能夠充當他們的老師和領路人，也僅僅是能感到他們的需求以及他們能作出的貢獻。作為一名學術帶頭人，要懂得恰到好處地後退，以便看清隊伍前進的方向，並起到帶頭作用。
……反思這一感人事件，我也有著榮譽接受者常有的問題——如何改進自身的不足才能配得上朋友的真情饋贈呢？讚美似乎與歷史沒什麼關係。我在這個領域的發展中的「成就」更令我確信一件事，即時勢造英雄。我感慨地回覆：「沒什麼，只要付出辛苦！只要站在世界最偉大的革命和世界最偉大的大學之間取得有利位置，它就是輕而易舉的事！」
這次慶祝會的要點在於，我們應該承認機構體系中人的因素的重要性，即共同從事學術研究的師生之間的友誼。事實上，師生關係有些偏於一面，對於老師來說顯得更為有趣，作為傳道授業者，學生對其自然懷有感恩之情，但有時候這種感恩難免成為一種負擔。而我們真正應該感恩的是社會，對於那些想要感激老師的學生，我想說的是：「你不需要償還，只要傳承下去即可。」
若不是我們共同關注中國歷史這一領域的話，我們絕不會一起正視它的問題，而如果沒有時間進行接觸，我們也就不可能成為朋友了。看著那些離校的學生或是人們想要結識的同事，但願他們都能成為真正的中國問題專家！
作為一名名牌高校教師，部分職責就在於為學生樹立良好的榜樣，與其說盡善盡美，倒不如說盡心儘力。如果教師精通中文原文，他便可以展示給學生，相反，如果教師不懂俄語，這樣的不足之處便是那些懂俄語的學生的自信源泉。在這樣一個高度競爭、全力以赴的領域，學生的信心是保持進步的主要動力。因此，在知識爆炸時代來臨之前，學生的自信心尚未受到損害時，出版學生著作、確立其學者的身份，將會是開創新時代的行之有效的方式。
而當這些新秀出現，專家能人趕超上來並超越過去的時候，教授們也需要精神上的支持，正因如此，這就是一封不只具有一重含義的感謝信。（1967年5月）
藉此機會，我仿照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形式準備了一首打油詩。結尾部分如下：
六十學有成 女子入選壇
取智東方時 華夏正罹難
盡取其精粹 宜於美利堅
歷史在人心 學者後追尋
點滴化傳說 史海覓蹤跡
開啟塵封事 心血在其間
愚人掌學門 留名萬書叢
此時亦奮筆 此生述萬千
Now at sixty this highly trained poobah
Puts the League of Women Voters in a perfect stupah !
Dispensing wisdom-on-the-East, during crises-in-Cathay,
Seems just what is needed in the U.S.A.
Since history os in the mind
Historians always follow behind.
They pick up the spoor of History,
The droppings it leaves, as a mystery,
Examining each with mate care
And then pronoung what used to be there.
The files, when examined, will demonstrate
That this 「Fairbank」 so-called was a syndicate
Who were busy writing memos and in other ways
During Benjamin Schwartz''s earlier phase.
在哈佛大學的40年里，我在自己從事的研究領域取得了不凡的成就，當然我那些出類拔萃的同事也成績卓越。在我們追求各自的目標時，我們中的每個人都在與學生、年輕的同事以及女性助手打交道。然而，坐在系主任常坐的位子上參加俱樂部的長桌會議，我仍會感到局促不安，但作為較高水平的學者，我們在同輩群體中還是要起帶頭作用。而對於大部分由獨立個人組成的機構里發現的奇怪的矛盾心理，或許應該進行單獨研究。對於我而言，1970年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之際，被授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蒲塞（Pusey）校長的學位授予詞寫道：「我們國家在東亞研究領域取得的成績應歸於這位目光敏銳、持之以恆的學生所付出的創造性努力。」
此外，我也很榮幸被授予其他的榮譽學位，其原因部分在於，我喜歡穿上盛裝受到萬眾矚目。儘管我缺少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Johh Galbraith）那樣林肯般的氣勢，但我的牛津大學畢業禮服仍然能夠在各個畢業典禮上為我增添光彩。我知道在我得到這些學位時就需要無償為一些機構服務，這是一種公平的交易。儘管如此，如果將我從我的同事中挑出來，那麼意義將會完全不同。這對我簡直是至高無上的榮譽。假如任何榮譽體制的建立目標旨在鼓勵人們繼續向前，那麼榮譽獲得者必將為此感到十分滿足。雷斯頓（Scotty Reston）就是其中一例，他是我1970年在哈佛大學的同班同學。
另一件頗有成就感的事情是1975年出版了《總稅務司在北京：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書信集（1868—1907）》（The I.G.in Peking: Letters of Robert Hart, ese Maritime s,1868-1907），赫德的繼任者、最後一位外國總稅務司李度作序。這兩卷書評註了有關赫德和海關的1437封報告，這些報告其實是赫德每周或每兩周寫給他在倫敦的可靠代理人的信件，是一部包含了許多不為人知的秘密的書。我的很有天分的兩位合編者，一位是伊麗莎白·麥克勞德·麥瑟遜（Elizabeth Maatheson），她在去世前確定了該書的整體框架，另一位是凱瑟琳·弗羅斯特·布魯納（Katherine Frost Bruner），她對赫德信中涉及的每個人物以及著作都作了詳細的調查研究。這不僅僅是一部堪與佩皮斯、博斯韋爾或是亞當斯的著作媲美的不朽的作品，更重要的是，隨著針對海關研究的進一步發展，該書也為研究赫德奠定了基礎。幸運的是，這個耗費巨大的項目最終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承接下來，此時哈佛大學出版社正處於經營轉變期，後來才得知此項目預算超支。若是1874年畢業生馬士博士仍然健在的話，他一定會欣喜於母校服務學術的出色表現。
與獨裁者不受任期限制的情況不同，教授需要遵守各項規章制度。按照幾個月前的新規定，年過68歲的教授教學工作時間縮減為半天，但我成功地逃脫了新規定，仍然從事全天候的教學工作，直到70歲時我於1977年退休。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