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區域研究專家以教師為職業發揮作用，但他可能輕而易舉地越界成為一名權威人士。我所謂的權威是指對於那些引起大眾傳媒的興趣但仍處於模糊不清的狀況可以作出明確判斷的能力，至少對此一時能夠有所判斷。這種源於薩滿教的公共職能常常被行使，甚至是憑藉一些麻醉品和欺騙的手段，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發揮真正的公共職能呢？有點智慧總比完全沒有好。
外國人因此不得不面對這些美國的聖人，他們裝作本行，自以為是地向世人發表他們的看法。中國人長期以來對這些外國中國通或漢學家習以為常了，這些人在中國是中國的學生，回國之後向人們傳授有關中國的所有知識，這是一個令人尊敬的職位。
對我而言，由於極為關注中美關係以及互相之間的影響，因而促使我對美國對華政策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是每個人都可以參與其中的一切遊戲。1941年後，鑒於美國對華政策對中國生活的重要性，我於1946年開始直接參与公共政策討論。經過30多年的研究，我被稱為中國問題研究專家的「泰斗」，這個詞在我的書中會成為一個不好的稱呼。泰斗一般都是指曾經的教授。（據說老的泰斗都是永存於世的。他們只不過脫離其院系罷了。）
仔細剖析就會發現，我為人們所提供的大都是中國歷史的某一個片斷或是相當寬泛的歷史綜述性的一個中國完整歷史的濃縮，亦或這樣一種建議：我們的政策應充分考慮雙方的不同歷史背景。從1949年到1979年，這兩種策略同樣適用於解決台灣問題。事實上，1979年華盛頓與北京關係正常化後，台灣問題依然存在。我們至今依然關注這個問題，它將繼續伴隨著我們。
台灣問題包含著多方面的含義：它是國民黨輸掉內戰的標誌，除非台灣能夠在廢墟中鼓吹民族統一主義；作為一個與祖國分離的省份，它是日本和美國實施帝國主義侵略的產物；它是一個試圖以1800萬人征服10億人的海島基地；它還是一個經濟奇蹟，是我們的六大貿易夥伴之一，是永不沉沒的語言學校和研究中心，是一個開放的寶庫，裡面有大量從北京盜來的藝術品和檔案；它顯而易見也是最後一個通商口岸，它也是我們沒有惡意、值得幫助的並且過去支持援助的盟友；此外還有其他許多含義。從某種意義上說，台灣問題屬於我們每個人。我們不能因它的不利影響而低估它的實際價值。
1977年，我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冷漠地拒之門外，來到台灣遇到的又是喧嚷的媒體抨擊。顯然，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雙方都在試圖告訴我什麼。
1972年，周恩來臨別贈語，用英語對我說：「明年或晚些時間再見。」他的話聽起來好像在表達中國的大門隨時向我敞開，但我並未打算立即重返中國。一回到坎布里奇，我們立刻製作了大約400張幻燈片，並在美國藝術與科學院的宴會廳放映，向人們展示中國社會的現狀。此後，我們又在牙買加平原（Jamaica Plain） 的布蘭迪其宮（Brandegee House）進行了幻燈片放映，還經常在那裡舉行研究中心的夏季研討會。幻燈片主要概述了我們的中國之行，結尾是威爾瑪在華清池拍攝的一張照片，據說唐代美人楊貴妃曾在此沐浴。
隨後由於其他工作項目的原因導致我重返中國的計畫推後了好幾年。從1972年9月中旬到12月中旬，我們開始環球旅行，途經倫敦、巴黎、慕尼黑、莫斯科、東京和台北。而1973年，我發現手頭排滿了編校工作，要出版單卷本的教科書《東亞：傳統與變革》和編輯專題論文集《在華傳教事業與美國》（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a and America），後者系彙編1972年1月在庫埃納瓦卡（avaca）召開的會議論文而成（1974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此外，我開始召集大家進行《劍橋中國史》第十卷的編撰工作，該書於1976年完成。
與此同時，我開始更投入地與哈佛大學的校友加強聯絡，並最終籌集到了資金。哈佛校友俱樂部是特別好的聽眾，因為不論是作為社會群體的一員還是作為校友俱樂部的一員，他們都具有良好的團體意識。這些人總是不停地尋找並推薦優秀人才加入哈佛大學，有時候還提供經濟支持，這使哈佛受益良多。而對於一名教授來說，最寶貴的莫過於時間，因此如果能夠貢獻自己的時間肯定會令人感激不盡。而如果從教授那裡傳出男女同住在一個宿舍區會讓教育更加有效率這類信息，那一定會引起軒然大波。20世紀60年代，大學校園生活規章制度的退步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洛厄爾之家（Lowell House）的管理人員並不會去詢問一位業餘攝影師他的暗室為什麼總是需要一名拉德克里夫學院的學生協助工作。拉德克里夫學院的規章制度簡化為早上8點鐘進行檢查，以此證明學生還在這裡居住，其他時間便可自由行動。
當我同意在團體論壇或是系列講座活動中發表演講時，我經常也會安排與當地的哈佛俱樂部進行交流。總體來說，我想我已經在大約40個不同的俱樂部作過講座了，有的還不止一次。這對我來說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情。
在此背景下，威爾瑪和我很樂於幫助暑期校友學院作為一個新機構舉辦開幕典禮。這裡有大約100名學生，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對珍珠港事件還記憶猶新。同時你也不需要向他們解釋誰是喬·麥卡錫。在柯克蘭之家（Kirkland House）的10多天時間裡，他們一起集中研究中國的歷史和藝術，這是一種校友返校活動。威爾瑪講座的一半資料充分利用了福格博物館和波士頓美術館藏品。我們在這裡經常會遇到前大使和一些中國通，他們能夠加入到有關政策的研討會中。我們也分別在1973年、1974年以及1976年的暑期學校這麼做了。
為籌集哈佛大學東亞問題研究的資金，我們於1976年夏天前往檀香山、香港、新加坡、台北以及東京，並通過與各地的哈佛俱樂部取得聯繫，為從新生的中國海事工商業界籌到資金打下了基礎。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從此結束了我們長期而脆弱的合作關係。從1927年毛澤東發動革命以來，他為我自1929年開始研究的中國問題奠定了理論基礎。毛澤東的逝世成為各大媒體的頭版頭條新聞，媒體都在四處搜集相關的信息，而我也被列入中國問題時事評論員的候選人名單當中。但是我堅持開車去了魁北克省北海特利（North Hatley，P.Q.），拜訪了我們親愛的加拿大朋友弗蘭克·斯科特和瑪麗安·斯科特（Frank and Marian Scott）。紐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一位足智多謀的製作人幫我們解決了難題，他駕駛水上飛機帶我們直接從馬薩維比湖（Lake Massawippi）到達蒙特利爾，在那裡我可以在與華盛頓和帕薩迪納聯合舉行的公開討論節目中露面。我們一致認為毛澤東的逝世對於他本人以及整個世界來說都是一個轉折點。同時，我也藉此機會表示台灣問題仍然未得到解決。此次討論會正發生在1977年我準備申請訪華簽證之前。
對「中國人民之友」訪華團的中國式照顧和飲食款待是十分慎重且微妙的。然而，中國人觀念中有效的朋友分類對外部世界的人們並不會起到類似的道德約束。追本溯源，儒家思想所謂的氣節顯然是對某位庇護人和統治者的忠誠。如果舊王朝的官員情願效忠於作為征服者的新王朝，便會被視為對已故者的背叛，落得名譽掃地的下場。而中國人在看待國際關係和人際關係時是一樣的，都會牽涉道德的範疇，不同人民之間的友誼如同家人之間或是個人之間的友誼。友誼被尊為一種責任，體現為雙方之間的權力要求和義務承擔。被視為中國朋友的外國人必須進入中國的人際關係網，並忠實地貫徹到底，只有這樣才能算作中國人可靠的朋友。
眾所周知，西方人在建立友誼之前會附帶其他的注意事項，從而使友誼看上去不夠真誠可信。特別是對於記者，他們有責任對發生的事情如實報道。在位於北京西郊的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中，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的墓碑上刻著如下內容：
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史沫特萊女士之墓
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史沫特萊健在的話，她會對最近被揭露出來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江青的劣行作出何種反應。我猜想，以她反政府的傾向，假設她在1957年還沒有發現毛澤東是如此專權，她也定會罵不絕口。或許，在合適的時間去世是保持「中國人民之友」稱號的唯一方式。
實際上，與多數國家一樣，外國記者想要發揮效用也不得不站在政府一邊。驅逐出中國的威脅也被用來當作影響生計的決定性刺激。外國教授也會遇到同樣的問題，但事情遠非如此簡單。在他們看來，美國記者和教授對政府持批評態度，因此在不當權時與他們友好的人一旦當權就成為他們批判的對象。這是一種極其不友好的行為。